旅行漫记

题阎典史祠
清·赵翼
传芭伐鼓刲羊豕，前代孤臣今代祀。不讐枯骨国法宽，不忘忠魂民意美。
是时王师下金陵，大江以南望风迎。小朝廷已被俘去，为谁保此弹丸城。
国亡援绝独拒守，作计虽谬心则贞。姓名已入点鬼簿，满城皆鬼作鬼兵。
以鬼易人一当一，人则怕死鬼怕生。梯冲环攻百道御，积尸高与雉堞平。
缚芻为人夜取箭，缒絙出卒雾斫营。军久绝粮鼷鼠掘，士不解甲虮虱生。
相持八十有一日，一日中有千输赢。君山砲声沸江水，铁騎平明满街市。
短兵巷战血尺深，袒臂一呼仆者起。力尽俱甘骈首戮，至今白骨填荆杞。
呜呼！
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将帅降旛早竖垒，公卿款表先趋尘。
高门王谢献城亟，盛名巢由拜路频。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

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吏！清代史家赵翼所述节烈奇男子者，江阴典史阎应元也。读明史者不可忘江阴之屠，而欲知江阴则应知晓典史阎应元。

阎应元，生日不详，明末崇祯年间人，字丽亨，北直通州人（今北京通县）。崇祯辛巳年（1641年），阎应元赴任江阴典史。典史者，不入品阶，即“未入流”，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如县内无县丞、主簿，则典史兼领其职。故所谓典史，实乃不如七品芝麻官的公务员是也。而江阴，时为常州府以东、无锡县以北一弹丸小城，以城北长江为险据守。城内区区数万民众而已。上任初，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战船进犯江阴城北长江边黄田港，阎应元领兵拒守，连发三箭，皆有人应弦而倒。海寇心惊胆战，不敢再犯。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江阴百姓感恩德，于社学为其画像留念。

其上任之时，群雄逐鹿，风云变幻，明朝廷忙于外拒强敌，内剿闯军。十月，杨嗣昌率左良玉击溃李自成军，是为内平蝇乱，然七月锦州松山大战，洪承畴十三万大军一败涂地，锦州祖大寿成为孤军，明庭自此再无力拒清贼于关外。

四年后的1645年4月，李闯王攻陷北京，建立大顺。5月15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是为南明。27日，吴三桂开山海关迎清兵入关。6月，多尔衮逐李自成，占北京。8月，爱新觉罗·福临迁都北京，是为清朝顺治二年。于此国破家亡改朝换代之际，阎应元小小一典史，实不足入朝廷法眼，更不足为史所载。但历史总是垂青有志之士，南明朝廷无人可用之际，欲调其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机缘巧合，阎应元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未能成行，全家于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其时，扬州城已破，史可法殉国，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三十万扬州百姓遭屠，南明朝廷被迫南逃。不久，小小江阴县城降清，明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清知县方亨继任，颁布清廷剃发令，强令汉族剃发，激起一片哗然，书生许用德最先将明太祖朱元璋的画像挂于明伦堂，带领诸人拜哭说：“头可断，发不可剃！”下午，北门的乡兵便起义了，将方亨关在宾馆内。清代许重熙所著《江阴城守后记》简记兵变经过：

江阴以乙酉六月，方知县至，下剃发之令。闰六月初一日，诸生许用德悬明太祖御容于明伦堂，率众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下午，北门乡兵夺袂先起，拘知县于宾馆。四城内外应者数万人。求发旧藏火药器械，典史陈明遇许之。随执守备陈瑞之，搜获在城奸细。以徽商邵康公娴武事，众拜为将。邵亦招兵自卫。旧部司周瑞龙船驻江口，约邵兵出东门，已从北门协剿。遇战，军竟无功。敌势日炽，各乡兵尽力攻杀。每献一级，城上给银四两。是时叛奴乘衅四起，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关。邵康公往御，不克。敌烧东城，火劫城外富户，乡兵死战，有兄弟杀骑将一人。乡兵高瑞为敌所缚，不屈死。周瑞龙下船逃去。

时旧典史阎应元已升广东英德县主簿，以母病未行，会国变，挈家侨居邑东之砂山。明遇曰：「吾智勇不如阎君，此大事，须阎君来。」及夜驰骑往迎应元。应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餘人入城协守。敌四散焚劫，乡兵远窜，无复来援者。敌专意攻城，城中兵不满千，户裁及万，又饷无所出。应元料户籍，治楼櫓，令户出口男子乘城，餘丁传餐。已乃发前兵备道曾化龙所制火药、火器，贮堞楼。已乃劝输巨室令曰：「输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听。」国子上舍程璧，首捐二万五千金。捐者麋集。於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瞿，铅丸铁子千石，大炮百鸟机千张，钱千万緡，粟麦豆万石，他酒酤盐铁芻稿称是。已乃分城而守；武举黄略守东门，把总某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守北门，仍徼巡四门。

时清兵薄城下者已十万，列营百数，四面围数十重，引弓仰射，颇伤城上人。而城上礧炮机弩，乘高下杀，伤甚众。又架大炮击城，城垣裂。应元命用铁叶裹门板，贯铁緪护之；取空棺，实以土，障聩处。乃攻北城，一人驾云梯独上，内用长枪拒之，将以口纳枪，奋身跃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斩首，尸堕城下。或曰：「此七王也。」又一将周身服利刃，以大钉插城而上，内用锤击毙之。

敌骑日益依君山为营，瞰城虚实，居民有黄云江者素善鏃，火弩发，弩中人面目，号叫而毙。陈瑞之子在狱制木铳，铳类银销，从城上投下，火发铳裂，内藏铁乌，火触人立死。应元复制铁挝，用棉绳系掷，著人即吊进城。又制火毯、火箭之类。敌皆畏之，乃离城三里止。

营帅刘良佐，故宏光四镇之一，封广昌伯，降敌为上将，设牛皮帐攻城东方角，众索巨石投下，数百人皆死。良佐移营四方庵，令僧望城跪泣，陈说利害，众不听。良佐策马近城，呼曰：「吾与阎君雅故，为我语阎君，欲相见。」应元出，立城上。良佐谓之曰：「宏光已走，江南无主，君早降，可保富贵。」应元曰：「我明朝一典史耳，列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为国重镇，不能保障江淮，今日反来侵逼，何面目见吾邑义士民乎！」良佐惭而去。

应元伟躯干，面苍黑，微髭，性严毅，号令明肃，犯法者鞭笞贯耳，不稍贷。然轻财，赏赐无所恡；伤者手為裹创，死者厚棺殮，酹醊而哭之。与壮士语，必称好弟兄，不呼名。明遇宽厚嫗煦，每巡城，继循其士卒相劳苦，或至流涕。故两人皆能得士心，乐為之死。

一夕，风雨怒号，满城灯火不然，忽有神光四起。敌中时见三緋衣在城指挥，其实无之。又见女将执旂指挥，亦实无之。

敌破松江，贝勒率马步来江上，缚吴志葵、黄蜚於十方庵，命作书招降。蜚曰：「我与城中无相识，何书為？」临城下，志葵劝眾早降，蜚默然。应元厉声曰：「汝不能斩将杀敌，一朝为敌所缚，自应速死，奚喋喋耶！」志葵大泣拜谢。

城下大炮日增，间五六尺地一具弹飞如雹。一人立城上，头随弹去，而僵不僕。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

会八月望，应元给钱与军民赏月，分曹携具登城痛饮。而许用德制乐府五转曲，令善謳者曼声歌之。歌声与刁斗笳吹声相应，竟三夜罢。

贝勒既覘知城中无降意，攻愈急，梯冲死士，鎧冑皆鑌铁，刀斧及之，声铿然，锋口为缺。炮声彻昼夜，百里内地为之震，城中死伤日积，巷哭声相闻。应元慷慨登陴，意气自如。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红光一缕起土桥，直射城西，城俄陷。

清兵从烟焰雾雨中蜂拥而上，遂入城。应元率死士百人，驰突巷战者八，所当杀伤以千数；再夺门，门闭不得出，应元度不免，踊身投前湖水，不没项。而刘良佐令军中必欲生致应元，遂被缚。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持之哭。应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见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枪刺应元，贯脛，脛折踣地。日暮，拥至栖霞禪院，院僧夜闻大呼「速斫我！」骂不绝口而死。

陈明遇下马搏战，至兵备道前被杀，身负重创，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僕。有韩姓者，格杀三人，乃自刎。训导冯某，金坛人，自经於明伦堂。中书戚勋，字伯平，家青阳，入城协守，口力不支，大书於壁曰：「戚勋死此。勋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闔门自焚，许用德亦闔室自焚。黄云江故善弹唱，城陷后，抱胡琴出，城人莫识其为弩师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清兵围城者二十四万，死者六万七千，巷战死者又七千，凡损卒七万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井中处处填满。孙郎中池及冲池叠尸数层，然竟无一人降者。

江阴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於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时为之语曰：「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城破无完卵，阎应元就义后，八月二十二日，在城下死伤数万的清寇恼羞成怒，屠城二日，是为清初“江南三惨”之“江阴屠城”（另二屠为“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清韩菼所著《江阴城守纪》的最后部分记载了城破后屠城的惨状：

二十一日，江阴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国师和尚来江阴，日日绕城细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贝勒云：江阴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紧。其蒂在东北角，打花家坝；花蒂既碎，花瓣自落。故贝勒令数百人尽徒二百馀座大抱至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是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抱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见外抱猛烈，见燃火即避伏垣内。抱声过，周麾而登。外宽之，故放空抱；乃于中一抱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谓抱声霹雳，兵难遽入；而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不及御而溃。

午刻，有红光一线直射入城，正对祥符寺，城遂陷。

方清兵上城时，城下人犹向城列阵。清兵恐有伏，持刀立视，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城中沸，阵亦乱，乃得下城。

阎应元坐东城敌楼，索笔题门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引千人上马格斗，杀无算。夺门西走，不得出；勒马巷战者八，背被箭者三。顾谓从者曰：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即投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欲从水中扯起，适刘良佐遣兵来擒，言与有旧，必欲生致；卒见发浮水面，出而缚之。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两手拍应元肩而哭。应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贝勒坐县署，急索应元；（应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鎗刺其胫，血涌沸而仆。日暮，拥至栖霞菴。菴僧夜闻呼「速杀我」不绝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犹十馀人，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处。陆正先，亦同殉。有维新上人者，在围城中与应元晓夜共事；应元所著「和众乘城略」，维新以授黄子心，子心又旁采见闻，著「阎公死守孤城状」。

陈明遇令闭衙举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备道前下骑搏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训导冯厚敦，公服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合门焚死。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犹巷战不已，清兵用火攻败之。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下令从东门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岁以下童子不杀，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缳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菴河、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叠尸数重，投四眼井者二百馀人。

二十三日，止杀。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上面所述，城中数万军民大部坦然就义，均以先死为幸。妇女多忠义之邦贞烈，投河而死。清寇屠城后“出榜安民”，城内九万七千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所谓“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道出了一介典史小官的英雄本色。清寇于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与强敌周旋整整八十一日，击杀清寇数万，重挫清寇锐气，城破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实乃江南汉族之楷模。须知，一代英烈史可法以十万之重把守扬州，亦仅守城十日而已。

平心而论，清大军至时，江阴望风而降，是为南人软骨，但当文化被革，即为断发当亡国奴之时，必有千万匹夫呐喊抗争。有烈如江阴无名女子题：

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正因汉人的此种态度，当洋人和日寇侵华百年，虽有汉奸层出不穷，亦不至亡国绝种。

阎应元草殓之地，传说在江阴城北小石湾古炮台处。可惜，遍考历史已不能找到其墓葬的确切位置。小石湾炮台亦已沧海桑田，数百年之变，此地已成为风景区，再难觅阎典史的一缕踪迹。

在江阴工作了三年后，于八月辞职回归故里，临行前，抽空去了小石湾。它藏在江阴君山东，黄山炮台南，如今是江阴军事博物馆。从外望去，仍能感到地势的险要。

小石湾南部的江阴军事博物馆。

渡江第一船下的黄土，有阎典史江阴军民的鲜血，抗日国民将士的鲜血，解放军战士的鲜血……

军事博物馆仿造的炮台，人烟罕至。这是一处寂寞的古迹。

而在鹅山与西山间，真正的小石湾古炮台，土堆耸立，杂草丛生。

小石湾是寂寞的。夏坚勇有著名散文《寂寞的小石湾》，我本不必转载，但文实在值得一读，即便有关史可法的偏颇论调，非转载其全文不能尽兴：

寂寞的小石湾

夏坚勇

一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明末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江阴前任典史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江阴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辉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却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他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现在已经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二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24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81天，使清军铁骑连折3王18将，死75000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53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着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10岁，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此诅骂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爆发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10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实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南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偏又不听史可法调遣。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其为义子。之后他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他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史可法就先想着怎么死，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的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10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10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便是“势不可为”，也要拼个鱼死网破。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可惜史可法不会说这些粗陋的大白话，他太知书识礼，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之争的创造性谋划。可以想象，统帅的悲观情绪将会如何软化这10万大军的脊梁。这支本已惶惶如惊弓之鸟的御林军，无疑将更加沉重地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之中。

到了这种地步，战争的结局只是个仪式问题了。

仪式或早或迟总要走过场的，接下来是清兵攻城，几乎一蹴而就。史称的所谓“扬州十日”，其实真正的攻守战只有一天。史可法既没有把敌人“吓一跳”，也没有能“临死找个垫背的”，古城扬州的血雨腥风，不是两军惨烈的决斗，而是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弄到后来，连史可法本人苦心安排的全节，也得靠敌人来成全。“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刀”，终于被俘。清豫王多铎劝降不成，冷笑道：“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节。”史可法遂死。

平心而论，史可法不是军事家，这位崇祯元年的进士，其实只是个文弱的儒生。儒家历来信奉的是“修、齐、治、平”之道，这中间，“修身”是第一位的。史可法个人的品德修养毋庸置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年过不惑而无子，妻子劝他纳妾，他叹息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终于不纳。这样洁身自好的君子，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相当难能可贵。若是太平岁月，让这样的人经营国事自然没有问题，但偏偏他又生逢乱世，要让他去督师征战，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在浩浩狼烟和刀光血影面前，他那点孱弱的文化人格只能归结于灭寂和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

这里，我得说到一桩政治文化史上的轶闻。就在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的几个月前，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复多尔衮书》，写得相当精彩，今天我们捧读时，仍旧会感到那种澎湃涌动的凛然正气。关于这封回信背后的作者，历来有多种传说，但可以想见，当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时，必定是相当投入的。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回信，把史可法的文化人格挥洒得淋漓尽致。吟读之余，史可法或许会想到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来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两军决战前“羽檄交驰”的产物。首先是那位叫陈琳的扬州人，他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操檄》使曹操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无效的头风病也因此痊愈。南朝梁文学家丘迟致陈伯之的劝降书写得那样文采瑰丽，把政治诱导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样得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谁能相信这样清新明丽的句子会出现在冰冷的劝降书中呢?“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更不愧是大才子，他的那篇《讨武氏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了，也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些千古佳话，史可法此刻大概不会不想到，因此，他很看重这篇署名文章。事实上，就凭这一篇《复多尔衮书》，后人就完全有理由认定他是一位文章高手，而忘却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节制江北四镇的督师辅臣。无论这篇文章是不是史可法的手笔。

说史可法很看重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据说史可法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便四处征求书法高手执笔誊写。这时，书法家韩默正好在扬州，便到军门应召。关于韩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仅从史可法对他的赏识来看，大概档次也是不低的。韩默笔走龙蛇时，史可法和诸将都在一旁观摩，只见那素笺上气韵飞动，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二王”的笔法。书毕，史可法赞赏再三，这才令快马送出。

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门前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中国的文化人总是把文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醉草吓蛮书”，凭半壶水的洋文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牛皮吹得还不算大。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支舞文弄墨的纤纤之笔，简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文章有这样无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们便生生世世地重视考究起来，斟酌推敲起来，咬文嚼字起来，好像一字一词的差异，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别的大结局来。北宋末年，开封城陷，宋金议和，赵桓（钦宗）递降表，文中有“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之句，金将粘罕不满意，一定要叫易“负罪”二字为“失德”。讨价还价不得，战败者只好屈从。其实，“负罪”也好，“失德”也罢，都改变不了战场上的事实。不久，赵桓父子全被敌人掳去，算是给用字之争加了一道注脚。

还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得清。早几年在山西晋祠发现了他写的一副对联：“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这就说得再明了不过了，文章固然需要，但天下毕竟是打出来的，真正有力量的还是“武器的批判”。不过这副对联是集的杜诗，唐太宗生活在杜甫之前差不多100年，当然不可能出自他的手中。但即使是后人的假冒，也假冒得很得体，太宗皇帝就有这样的强梁霸气。

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书大约是弘光乙酉（1645年）秋，半年以后，清兵大举南下，扬州城破。

三

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阴小石湾。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文书画和歌吹人云的绮丽风华。扬州是历史文化的渊薮，是令帝王、文士、妓女们销魂的舞榭歌台。只要是个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便无暇去吟风弄月。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该说是相当蹩脚的。大词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有关的。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叹：“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要排遣胸中块垒，他宁愿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你说怪不怪？在文人眼中，江阴显得有点尴尬。这里的码头太小，豪放派往往来不及把这里的喧天激浪梳理成词句，便匆匆解缆离去；婉约派又嫌它兵气太足，冲淡了风月情怀。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江阴强盗”阎应元。

阎应元是个粗人，他没有获取科举功名，在那个时代，这就意味着在官场上很难有所作为。严格地说，他担任的那个典史算不上官，只能称为“吏”。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京仓大使，这是个管理仓库的小吏。管理仓库至少需要两方面的素质：一要有武艺，施保卫之责；二要有协调统筹能力。我们在以后的江阴守城战中将会看到，阎应元如何把这两种素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九夜间，阎应元在潇潇细雨中悄然进入江阴东门，直奔孔庙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主持守城军务。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6万多人一起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他们将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伟岸的民族精神。

江阴战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与老母一起避居在江阴城外的砂山脚下。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据说，在从砂山赴江阴途中，他曾题诗于东门七里庙之壁，情辞慷慨，有易水悲音。300多年以后，一个文化人发思古之幽情，沿着当初阎应元入城的路线从砂山出发，一路寻寻觅觅，力图找到当年那座七里庙的遗迹，却一无所获。他终于领悟到，自己的举动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所谓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阎应元一介武夫，有没有那种寄志抒怀的雅兴，很值得怀疑。况且当时军情火急，城外到处是清军营寨，即便有雅兴也未必能尽情挥洒。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多少总应该有点儒将风度，起码也要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最高典范自然是那个在灯下披着战袍读《春秋》的关云长。因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后人总要给他凑上几句打油诗，以显出几分文采风流的人格气韵。你看我们的阎典史从容地辗转于敌营之中，还能在寺壁上题上几句豪言壮语，实在够潇洒的了。但问题是，阎应元恐怕没有那样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没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类，而只会想着如何提着脑袋去冲杀。因此，只能辜负七里庙的那堵墙壁和后人为他附会的那几句绝妙好词了。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一块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茨特里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同时，多少天才都由于没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太蹩窄了，“螺丝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弹丸之地的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阎应元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觉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的雕像。

作为有清一代着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一个相当苛刻的人，有时甚至相当狂妄。他对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为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口气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阎应元的画像面前却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那首《题阎典史祠》，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末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的慨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81天，孤城困守，6万义民面对24万清兵，并且让对方付出了75000余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3000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人、大将两人，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乡贤耆老们志哀……

至此，我们也许会生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让阎应元站在扬州的城堞上……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赵翼的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按理说“扬州十日”当是“乙酉之变”中最重大的事丄件，有壮烈殉国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儿，这“殊少人”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赵翼在对阎应元由衷赞赏的同时，有没有对史可法不以为然的意思呢？

这就很难说了。

四

同是与城共殉的南明英烈，史可法死后封忠烈公，名垂青史，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更是成了后代仁人志士朝觐的圣坛；而阎应元的光芒却要黯淡得多。这种死后哀荣的差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也无需深思，归根结底，恐怕还是两人生前的地位使然。史可法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而阎应元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自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阎应元站在江阴城头上回答清将刘良佐的劝降时，有一句地道的大白话：“自古有降将军，无降典史。”阎应元是个粗人，他不会故作惊人之语，但这句大白话却石破天惊地撩开了历史的面纱：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达官贵人一般都放达得很，他们有奶便是娘，人家打过来了，大不了弯一弯膝盖，换一副顶戴，仍旧堂而皇之地做他的官。而老百姓却没有这样放达，他们认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我们这位阎典史就特别珍重自己的膝盖，他在城破被俘之后，在清军贝勒面前硬是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枪刺穿胫骨，于是“血涌沸而仆”，身子是倒下了，膝盖终究没有弯。有人说阎应元是下里巴人，虽然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仗，却没有自己的纲领之类，那么他站在城头上讲的这两句大白话算不算纲领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足以胜过一打纲领，就是和史可法文采瑰丽的《复多尔衮书》相比，恐怕也不会逊色的。

但阎应元毕竟略输文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本身固有的光芒。因为历代的史书都是文人写的，胳膊肘朝里拐，他们对那些富于文化气质的志士贞臣当会有更多的欣赏。事实上，在那些宁死不折的明末遗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南的文化人，他们操着并不刚健的吴侬软语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以彬彬弱质支撑着异常坚挺的文化人格。在朱明王朝那一段不绝如缕、凄怨悠长的尾声中，最具光彩的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群柔弱的文化人，这实在是一幕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这中间，张煌言算得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除去和郑成功合师入江，在南京附近热闹了一阵以外，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是跟着鲁王朱以海凄凄惶惶地东躲西丵藏，后来被清军俘获。可他是个文人，会作诗，字也写得相当不错，即使在狱中，也“翰墨酬接无虚日”。临刑前，他留下绝命诗两首，并举目望吴山，长叹道：“好山色!”就这样文绉绉的一句慨叹，便托起了一个中国文人的归结性造型。是啊，吴山媚好，黛色空潆，这无疑是诗的境界，自己这些年为国事奔波，何曾好好看过眼前这景致？如今忠义已经尽了，身后的名节也是不成问题的，作为一介文士，最后能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间找到归属，也就无憾无怨了。于是张煌言整一整衣袂，飘然前行，他似乎并不是走向断头台，而是走入了如诗如梦的江南烟水，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总体气韵之中。这样的造型，难怪后世的文人学子们要传为佳话了。反观阎应元，同是慷慨就义，只大呼：“速杀我!”痛快则痛快矣，但在那些握着史笔的文人眼里，终究显得粗鲁，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鲜血淋漓的悲壮，因而从人格气韵上讲，也就浅显得多了。

志士贞臣而又富于文化气质，这种人格气韵往往为后人提供了偌大的想象空间。张煌言就义后，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与岳坟和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相去不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连西湖也得借重于忠臣义士。如今张煌言也来了，后人也就把三墓并称，对张煌言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荣耀了。人们的想象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又轮到史可法。史可法就义后，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扬州梅花岭上只是一座衣冠冢，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因史可法众望所归，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以致后来若干年内，关于“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便一直连绵不断。闹到后来，“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连清政府也跟着疑神疑鬼，搞不清真假了。于是便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今辽宁凌海市西南）被俘降清，但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忠祠”。这一段对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

史可法不简单，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

此后不久，洪承畴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黄道周，但这次他连开口对话的机会也不曾有，便狼狈而返。

福建漳州黄道周石斋（黄道周号石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执于婺源（今江西婺源），后来又押解南京。当时洪承畴任清廷“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也驻节南京。因为黄道周的名声很大，道德文章冠于一时，洪承畴想亲自到狱中劝降，庶几可列青史之榜。黄道周闻讯，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便手书楹联一副于囚室门枋上，联云：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位石斋先生不愧是国学大师，联语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妙不可言。洪承畴见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劝降？随即下令将黄道周处决。黄道周遥拜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陵寝），然后端坐在红毡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请他给家里留下遗言，他撕开衣襟一幅，将右手食指咬破，滴血书联云：“纲常千古；节义千秋。”

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对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是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并且江南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事情于是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们在清军铁骑面前顶礼膜拜，现在却轮到新王朝的统治者在氤氲缠绵、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诚惶诚恐了。这中间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圣祖玄烨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南京的明孝陵前，当今皇上的一切显赫和威仪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规规矩矩地下了马，不走正门不走中道，却从旁门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节，到了宝城前，则行三献大礼。礼毕，康熙又亲书“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于陵殿大门正中。对朱元璋的评价在唐宗宋祖之上，这不是一般的抬举了。当雄才伟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时，那身影所投射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位前朝君王的礼节性尊重，而是传递了一种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文化同样是很推崇的。

康熙谒陵完毕，又继续南巡去了，接下来的工作让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做。曹寅不仅是负责将皇上的御笔刻石制碑，在长达数十年的江宁织造任上，他实际上负起了对江南知识分子进行统战的责任。从他给康熙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折中就可以看到，康熙想了解的是何等详尽，有些看来不应该出现于奏折中的琐碎小事，诸如风俗人情、街谈巷议、三教九流、诗酒趣闻之类，曹寅也都包包扎扎，用快马送往京城，那里面的口气，竟有如君臣就着一壶清茗拉家常一样。曹寅这样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励的。康熙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大概不会是为了解闷儿，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无遗。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今皇上在津津有味地批阅从江宁府送来的奏章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露得相当充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清廷昭令表彰前明忠义，也就是说，对当年那些提着脑袋和他们拼死作对的人予以褒扬。应当承认，这种气度还是很难得的。于是，小小的阎典史才得以“跟哥哥进城”，在江阴的“忠义祠”里占了一席之位。此后，江苏学政姚文田又手书“忠义之邦”四个大字，刻嵌于江阴南门城楼之上，算是给了阎应元和江阴守城战一个“说法”。

五

但小石湾依然寂寞。

又有三两游人从那边过来了，或从容悠闲，或行色匆匆，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惊起一群不知名的水鸟，凄惶逸去，那呼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的余韵。几年前，小石湾的江滩上出土了几尊清代道光年间的大炮，到黄山炮台的游客往往在归途中要拢过来看看，人们摩挲着古炮上铁锈斑斑的铭文，望大江，思荣辱，发出由衷的感慨。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地方，民族英雄阎应元正孤独地安息着。

我唯有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烟波江上使人愁”，此情此景，难道是一个愁字所能了结？

又想起一桩不相干的事：不久前，有一位学者考证出，盛宣怀的墓可能在江阴马镇，一时上下都很振奋。因为谁都知道盛宣怀是武进人氏，与江阴原不沾边，若果真那把老骨头最后埋在江阴，就差不多算得上是半个江阴人了。盛宣怀是何等人物！他是李鸿章的经济总管，是旧中国的三井、三菱式人物，在今天这个经理厂长脚碰脚的年头，一个地区若能和这样的经济巨擘（即使是一堆腐骨）攀上点关系，“名人效应”自然是不用说的。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论证会接着研讨会，忙得不亦乐乎。

当然，接着还要修墓。

我真想大喊一声：阎应元的墓在江阴小石湾，这已经用不着你们论证研讨了。

但终究没有喊，隐隐约约总觉得底气不足：阎应元的墓修好了，能搭台唱戏三资合资投资吗？

呜乎！阎应元这次不光吃亏在“文化”上，还“略输”美元和港币……

江风大了，回去吧。

回来后，写成了这篇小小的文章。

但文章写完后，偶尔翻阅清代大学者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惟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

文中的“摄政睿亲王”即多尔衮，而这位春在堂主人即一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曾祖父。

作为野史，这中间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但我却希望它是真的，我宁愿史可法不是一个文章高手，而是站在扬州城楼上苦心孤诣的督师辅臣。诚如是，则我在上文中的有些说法就无法立足了。

我真诚地希望春在堂主人的记载是千秋史笔。

江阴文庙明伦堂前的“抗清三公”：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这是江阴仅有的阎应元立像。

阎典史虽死，十万忠魂虽死，江阴不死，民志不死。如今，每逢出殡，江阴人必以炮车开道，沿途放炮。炮声隆隆，像极了江南人于死大义前的铮铮铁骨与顽强不屈。

“速杀我！”这凛冽的话语没有太多文人的婉转，只有大义凛然的不屈与视死如归。

“速杀我！”这是巧计迭出、杀敌数万后草莽英雄式的满足与自豪，敌寇为之胆寒。

谁说江南无英雄，谁说江南少忠骨？粉身碎骨浑不怕，请以我血荐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