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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淮风云
  • 随国为大
  • 曾楚交锋

汉淮风云

两周之际，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间兵戎不断。曾国势力日渐扩张，为汉东诸国之首。汉水流域，春秋早期楚国不断东进，向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扩张，灭申、邓等国，威胁江、黄、弦、蔡等淮河流域诸侯国，“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楚国和曾国之间进行了多次争战，楚国屡次侵随，由此形成了曾、楚世代盟约的格局，曾国最终沦为楚的附庸，在战国中晚期融入楚文化的滚滚洪流中，随地文化亦呈现出曾楚融合的独特面貌。

随国为大

西周晚期至春秋之际，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均川熊家老湾、何店何家台、安居桃花坡、万店周家岗、枣树林等地都发现了曾国遗迹，此时曾国势力范围从叶家山一带向西方和南方扩张，占有汉东、汉北直至南阳盆地一带的广袤区域，疆域急剧扩大，与《左传》所称“汉东之国，随为大”相印证。作为周王室在南方的代表，随国与邓国、楚国、黄国、息国等周边方国往来密切，显露出一方诸侯的赫赫威仪。

窃曲纹铜匜，西周，1978年何店何家台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宽流，直口，兽耳鋬，四足兽首形，口沿下饰窃曲纹一道，间饰乳钉纹。

窃曲纹“起右”铜盘，春秋早期，1979年随县安居镇桃花坡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盘口有槽形流，另一侧附有夔龙形鋬。方唇，折平沿，浅弧腹，平底，圈足下附四个卧牛形兽。器腹部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二十六字：“唯起右自作用其吉金宝盘，逎(qiú)（遒）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永用之。”起右盘铭文在个别文字、字句的释读、考释上似乎没有特别的问题，但从语法、句式、文字书写形式角度看，却存在如下两条值得注意的现象：1、语法异常，用词重复；2、铭文第3、4行出现的“子、孙、之”三字被倒置。关于这一现象，已有吉林大学考古所日本裔学者崎川隆做了专门研究。

义地岗墓群：位于随州城东，分布在呈南北走向岗地上，包括已发现的季氏梁、八角楼、老师范、蒋家岗、东风油库、文峰塔、汉东东路和枣树林8处墓地。目前已发掘近500座东周墓葬，发现有5位春秋曾侯墓和1位战国曾侯墓，另外新发现被盗的2位曾侯墓。墓群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峰塔墓地、枣树林墓地和汉东东路墓地。

凤乌扉棱铜博，西周中期，1995年随县三里岗毛家冲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器呈合瓦形，中空，平舞，舞中部有一长环钮，器身扁圆，平于，铣两侧有对称钩形扉棱，顶端各有一卧姿凤鸟。铸体两面均为高鼻、圆目的兽面纹，鼻为凸出的长条形扉棱，兽面四周饰云雷纹，上下饰涡带纹。体呈深绿色。

曾少宰黄仲酉铜簠，春秋，1994年随州东风油库M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长方体，曲尺形足，盖口两侧各有两个卡口，两侧各有一个卡口。盖、器两端各有两个龙形鋬。足、顶和底均为素面。直口，斜壁，饰蟠螭纹。盖、腹内底中部各铸有铭文2行9字左行，为“曾少宰黄中（仲）酉之行簠。”

环带纹(zhōng)叔铜壶，春秋中期，1980年随县均川镇刘家崖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盖为上下相通六瓣莲花冠，器为敞口，内折尖唇，平沿，长颈，溜肩，圆鼓腹下垂，平底微弧，圈足，颈部有对称兽耳。颈饰三角云纹和环带纹各一周。肩部有铭文一行十二字：“择厥吉日丁，叔尊壶，永用之”。

铜方壶，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90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椭方体。盖呈长方形捉手状，盖沿下有长子口，下接器口。壶口平面呈长方形，侈口，平沿，尖唇内收，细长颈略束，颈附有对称的夔龙形悬环耳，溜肩，垂腹，平底，高圈足外撇，下附四浮雕龙头形足。盖冠内外均饰一周环带纹，盖沿浮雕一周龙纹带，器身口沿下饰一周环带纹，颈饰一周龙纹带，夔龙形耳龙身及龙尾阴刻勾云纹，龙颈饰鱼鳞纹，龙鼻、龙足上装饰綯索纹，衔环外侧面二周细索纹内饰重环纹，腹部饰三横四纵呈“十”字格栏的背带纹，“十”字格栏上部分四区，每区饰三组共九个龙纹，圈足饰一周环带纹，底座浮雕四个龙头足。盖外壁及壶颈内壁均铸有铭文。

环带纹铜瓠壶，春秋中期，1979年随州东城义地岗八角楼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器呈葫芦形，小圆口，长弯颈，椭圆形腹，圈足，颈与圈足间有一绚索形鋬。颈部饰三角蕉叶纹和窃曲纹，腹部饰以细雷纹衬地的环带纹，足饰“人”字蔑纹一周。铜瓠壶是流行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容器，主要发现于我国黄河以北地区，其主要特征为壶身造型近瓠瓜状。经学者考证，瓠壶是一种摹拟北方草原地区皮囊壶而制作出青铜水器。莒县于家沟出土瓠壶颈部铭文为“莒大叔之孝子平作其盥口壶”，可见瓠壶形制的铜器在传入中原后，逐渐从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水器这一功能中发展出了盥洗用器之功能。铜瓠壶在南方地区出土很少，随州地界发现的这一器物，是曾国与北方地区文化交流的见证。

曾侯石(líng)（同“霝”），春秋早期，公安追缴，随州市博物馆藏。侈口，方唇，束颈，溜肩，圆鼓腹。肩部有对称半环双耳，颈部饰三道凸弦纹，肩部、腹部以三周凹弦纹将纹饰分为三组，每组以直线纹为地，其上再饰波状曲折纹。颈部凸楼下铸有横向的铭文1行6字：“曾侯石乍（作）(dǐng)”。青铜习见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一般都将其作为酒器，此类器物的流行时间不长，出土数量也比较少。经研究，青铜起源于西周早中期的同型陶器，西周中期出现青铜，西周晚期发展出了周原式和东夷式两类青铜。汉淮地区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曾国墓葬中出土有多件东夷式青铜，有学者指出此类青铜较多见于胶东半岛，应是由山东地区传入曾国一带。

枣树林M190一共出土编钟34件，包括博钟一组四件、紐钟两组共十三件（其中一组4件、一组9件）、甬钟两组共十七件（其中一组8件、一组9件），皆有铭文。铭文大致分为两类：其中钮钟为一类，内容较为简单；另外四件搏钟和两组甬钟内容为一类。每个鎛钟单独成篇，每组甬钟连读成篇，完整铭文227字。铭文内容涉及到曾国的始封、曾国的疆域等诸多重大问题。学者研究认为曾国本以侯为爵称，曾公(qiú)很可能是在周天子某一次册命中取得了“公”的爵位，“公”“侯”应是曾国国君的不同称谓。枣树林墓地位于义地岗墓群南部。M190位于枣树林墓地北部，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具为一椁重棺。出土铜、陶、玉、漆木等材质随葬器物320件（套）。从墓葬规模、随葬器物、附属车马坑来看，M190是整个墓地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其身份当为国君一级。根据作器铭文，可以进一步推定M190墓主为曾公。

曾公铜镇钟，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90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镈体扁圆筒形呈合瓦状。扁平立钮，上窄下宽呈“几”字形，钮的下端与相互缠绕的蟠龙、凤鸟镂空装饰相连。平舞，铣边无棱，钲部由四组镂空靡棱划分为四区，每组扉棱由四条透雕蟠龙构成，每区中间各有一小孔与钟腔相通，两铣边扉棱与钮下端的镂空凤鸟相接。口内壁有一周宽扁凸棱突起于器表，立钮及四条扉棱饰透雕蟠龙纹，舞部饰龙纹，钲部每区浮雕一组两个龙纹，龙头下各饰一”C”形窃曲，上下缘各有一组二周凸弦纹，其间填以三个菱形乳钉纹，下端光素。鼓部纵向铸铭一周三十八行二百二十六字。

凤鸟玉佩，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90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器呈椭圆形，作双凤交互缠绕状，卷尾，中镂空，双凤首对称凸出朝外，凤首处各有一单面钻圆形小穿孔。正面双线阴刻勾云纹，背面光素。器呈淡黄色，受沁有灰斑。

玉韘(shè)，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90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器呈青灰色，受沁有灰斑。椭圆体，上端齐平，下端为弧形斜面，中空呈圆形。侧面有一凸出廓外用来挂弦的扳凸，背面有一凸出廓外的穿孔作鹰眼，下有尖喙。器身整体作勾连云纹，上端及下端饰一周重环纹，扳上下两面及一侧面均饰弦纹。

玉管，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8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青白色。器呈四棱体，两端平齐，中心有穿孔。四面纹饰相同，均饰“S”形云纹。

铜盘，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9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圆口内敛，平沿外折，方唇，浅弧腹，腹部有对称耳，耳内侧各有两根圆柱形横梁与唇沿连接，平底，圈足下部外撇。腹部饰相互缠绕的龙纹一周，龙首空白处用两道较小的夔龙纹填充，圈足饰垂鳞纹，耳内、外上部均饰“S”形纹，下部左、右各有半个重环。器内底铸有铭文六行29字。

唐侯制随侯行鼎，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9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敞口，外折沿，沿面向外倾斜，方唇，圆腹，圜底近平，下有三个等间距蹄足，颈部有对称长方形耳。耳外侧饰重环纹，颈部饰一周变体窃曲纹，窃曲纹下饰一道凸弦纹。器内壁铸有铭文二行7字。枣树林墓地M191即曾公夫人渔彌墓，位于M190曾公球墓北侧，共出土随葬品106件（套），时代为春秋中期。铜鼎M191:4“唐侯制随侯行鼎”铭文为研究春秋时期随、楚、唐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唐国历史及地望等方面提供了新线索。铜簠M191:36盖底及腹底铸有铭文5行：“唯正月初吉乙亥，楚王媵渔彌馈簠，其眉寿无疆，子孙永保用之。”结合曾侯宝夫人彌加墓出土器物综合研究，不仅厘清了春秋中期随、唐、楚之间的往来关系，而且解开了曾随之谜。随与曾在两周时期就是一个国家两种称谓。

曾侯宝铜鼎，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68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口微敛，宽沿外折，沿面向外倾斜。方唇，圆腹下收，園底略平，下有三个等距离蹄足。颈部有对称长方形附耳，耳外侧饰重环纹，腹中部有一道较粗的凸弦纹，弦纹上饰一周变体单目窃曲纹，下饰两周垂鳞纹。器内壁与足对应的一侧铸铭五行22字。铜匕前端尖锐、呈椭圆形浅凹槽勺状，柄扁平，前窄后宽与匕首相接，中部加宽呈长梯形，柄端镂孔呈“中”字形。枣树林墓地M168即曾侯宝墓，位于曾公球墓南侧。出土的编钟、鼎、簋、缶上均有铭文“曾侯宝”，说明墓主人为曾侯宝。M168时代为春秋中期偏早，与同一墓地春秋中期早段M190曾公墓、春秋中期晚段M129曾侯得墓前后相继，填补了春秋中期曾国历史的缺环，对研究曾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曾侯宝墓虽被盗过，仍出土一批青铜礼乐重器，为曾侯墓葬制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蟠螭纹铜(huī)盏，春秋晚期，环城八一义地岗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该盖、器内铸有内容相同的两行六字铭文，自名为盏。圆盖，顶隆起，盖顶有四个大小相等的环钮，盖沿有四个兽首形衔扣；器为直口，方唇，圆腹，圜底近平，矮蹄足外撇。盖面饰三周同心绚纹围一十字绚，十字绚纹的中心交叉处与四端连接内圈处各有一个圆圈纹，十字绚纹的四限内各有一条形状相同的游龙；器身上部饰两周较浅而细的蟠虺纹，足根部饰浮雕兽面纹。

曾楚交锋

作为周王朝封建于南土的重要姬姓诸侯，曾国是周王朝在随枣走廊抵御南方荆蛮楚国的重要屏障。春秋战国之际，曾国在楚国的锐意壮大中与楚屡次交锋，节节败退，并逐渐依附于楚国。春秋晚期，吴国北上破楚入郢，楚昭王奔逃至随地，曾侯因世有盟约而庇护了楚昭王。曾、楚两国从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对立抵抗，转变为婚姻频仍、往来频繁的坚定盟友关系，在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上体现出浓郁的曾楚交融风格。

铜提梁盉，春秋晚期，随州市文峰塔基地M33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扁圆腹，圜底，蹄足略外撇，提梁为两端略粗的圆形，流为兽首形。

铜器盖，战国中期，随州市文峰塔墓地M18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呈圆形，微隆，中心有一钮，器表嵌勾连云纹。

铜提链鉴，战国中期，随州市文峰塔墓地M18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铜水器。有盖，顶微隆，盖顶分布四个环形钮。大口，圆腹，腹部附对称的环钮衔提链，饰两周弦纹。

铜方缶，战国中期，随州市文峰塔墓地M18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方盖，盖面上有四个对称的环钮，平顶，中部凸起一个方台，盖沿下折，外壁有一道宽凹槽。器为方口，宽方唇，矮颈，方肩，方腹略下收，方圈足。肩部有对称的兽首衔环。盖、器纹饰相同，满饰银线菱形勾连纹，内嵌绿松石，精美异常。铜方缶发现于文峰塔墓地M18墓坑北面的小附葬坑中，缶上有铭为“曾侯两之赴缶硖以为长事”。文峰塔墓地 M18是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平面呈“亚”字形，墓道为长方形阶梯斜坡状，墓室南北长 16.6米，东西宽15.6米，深9米，墓坑四周设三级台阶。墓葬为一椁三棺，椁室呈“中”字形，棺室居中。根据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及铜方缶的铭文可知，文峰塔墓地 M18 的墓主应为“曾侯丙”，时代约在战国中期。龙耳铭文为“曾侯(mù)（沐）缶硖以为”，盖内铭文为“曾侯丙之（沐）缶硖以为长事”。

“LV”图案太酷炫了！

曾侯與铜编钟，春秋晚期，随州市文峰塔墓地M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长甬，衡平饰涡纹。舞部和正鼓部浮雕蟠螭纹较粗大，舞部蟠螭身躯阴刻绚索纹和线纹，正鼓部蟠螭躯体填云雷纹和圈点纹陪衬。正面钲部、鼓部、背面右鼓部、钲部共铸铭文三十八字。曾侯與编钟（M1:3）铭文及释文：文峰塔墓地是随州溉水东岸义地岗墓群的一部分，其中 M1 为长方形岩坑竖穴椁室墓，出土的铜鬲上有自铭：“曾侯與之行鬲”，编钟上有自铭“曾侯與曰”，证明墓主即为曾国一代国君“曾侯與”。墓中出土有8件编钟，皆为甬钟，形制大致相同。编钟中最大的一件编号为 M1:1，全钟共有铭文169字，其中合文1、重文1。铭文记述了吴楚之争中，“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变，而天命将误”，是曾侯“亲搏武攻”才使得“楚命是静，复定楚王”，曾国有恩于楚国，曾侯與与楚王共立斋盟，恢复了曾国故有的疆域。铭文的这段记载与《左传》记载的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楚王避险于随”的史实相应合，这也为“曾即随”说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正面钲部铭文二行 10字，正面左鼓部四行12字，背面右鼓部铭文三行 8字，背面钲部残存铭文二行8字。其中正面左鼓部铭文自称“余稷之玄孙”，明确了曾侯尊崇的远祖为“稷”，为曾国的族姓为“姬”姓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

牛形钮铜盖鼎，战国中期，1981年随州城西擂鼓墩二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有盖，顶隆起，中央有双首龙衔环，近缘处有三个等距离立姿或卧姿牛形钮；器为子口，长方形附耳略外撇，敛口，圆腹，圜底，蹄足。盖面以凸弦纹为界栏，由内向外饰绚索纹、云雷纹、变形蟠螭纹，凸弦纹上饰勾连云纹，足跟饰兽面纹。该器出土时盛有鹿骨。擂鼓墩二号墓出土6 件牛形钮盖鼎，大小相次，其中M2:54、M2:55盖鼎内均盛有鹿骨，M2:54出土时内置两件鼎钩。这6件盖鼎就是《周礼》中的羞鼎，其使用制度是和正鼎相配：“正鼎用大牢，羞鼎可用牛、羊、豕；正鼎用少牢，羞鼎用羊、豕；正鼎是特牲，羞鼎就只能用豚。”M2:71为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的6 件牛形钮盖鼎之一。此鼎采用分铸组装工艺，分为八个散件分别铸制而成，即3足2耳1腹1盖及1环。先铸出盖上的圆环，铸盖时将圆环套铸在盖的钮中，再分别铸出其他散件，经过铸后的打磨加工，通过某种工艺技术组装成为整器。

蟠龙纹建鼓铜座，战国中期，1981年随州城西擂鼓墩二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体呈半球状，中部隆起，顶中心有一承插鼓楹的直颈圈。广肩，圆鼓腹，中空，腹下部为矮直壁。顶面、腹面及底口部分分别以两组凸弦纹界隔三周纹带，顶面及腹部皆饰蟠龙纹，座底饰蟠螭纹一周。建鼓属于大鼓，用来控制乐队音乐节奏。《隋书》记载，“周人悬而击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谓之建鼓。“从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及建鼓座，可以看到其完整形制。其基本形制是有一款形鼓座，鼓座上插一圆形的楹杆，楹杆从鼓桶正中穿过，两侧的鼓面可以同时对敲。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图像可知，建鼓既可用作宴乐礼仪场合的乐器，也可以用作战场上的战鼓，如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战国镶嵌画像纹壶，在壶身第二层宴乐部分和第三层水陆攻战部分中分别有建鼓的出现。

青铜提链壶，战国，公安追缴移交，随州市博物馆藏。隆盖，盖上有两个半环钮衔环，沿呈子口。直口承盖，长颈中部有三个铺首衔环，肩部有对称的双铺首衔环链，双链穿过盖面双环，在壶身上连接形成提手，既提携方便，壶盖又不易脱落，设计精巧。圆腹，下腹有四个铺首衔环，折沿圈足，通体素面。

铁足铜鼎，战国中期，1983年随州城西擂鼓墩砖瓦厂十三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器为铁足铜身，子口承盖，盖隆起，顶中部有一半圆形钮衔环，另有三个扁形兽形钮；直口微敛，圆腹，平底，底部有三瘦柱状铁足，呈六棱形兽蹄，上腹部有对称方形附耳。盖钮饰变形云纹，器盖及腹部各有两道凸弦纹，足根部饰兽面纹。此器体现了我国古代铜铁混铸的高超技艺。

作为重要展览，金子怎么能没有呢……（手动滑稽）

郢爰，战国，随州城北五眼桥青年文化宫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楚国金质钱币。长方形，体扁平，正面钤印有“郢爱”二字，背面光素无纹。郢爰是楚国的称量货币，也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铸币。“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一爰即楚制一斤，约250克。其含金量在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到99%。金版使用时根据需要切割成零星小块，通过特定的天平称量后交换。完整的金版十分罕见，出土实物大小不一。

鸠杖首，战国，随县安居镇征集，随州市博物馆藏。器呈鸠形，卧伏状。圆首，圆眼，尖喙，长尾上翘，下为圈足圆銎，背部双翅自然相交于背尾。通体饰羽毛纹。形态逼真，生动传神。

彩色料珠，战国中期，1981年随州城西擂鼓墩二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料珠均作球形，球面上的“蜻蜓眼”数量及颜色不一，中有穿孔。

水晶珠，春秋晚期，1990年随州东城义地岗东风油库三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器呈橄榄形。紫色，透明，两端有对钻穿孔。

【左】勾连云纹玉琥，春秋中期，1980年随县均川镇柳河村刘家崖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配饰。器呈乳白色，有酱黄色沁斑。虎形，长方体，扁平而薄。立姿，平首，凹背，垂尾，首、腹、尾间单面透孔。一面阴刻勾连云纹，通体抛光，造型美观。【中】长方牌形饰，春秋，1994年随州东风油库M3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灰色，有杂质。长方形，两端各有2个单向钻孔。单面纹饰，纹饰为斜对称构图，饰2个龙纹，纹路以宽带结合同宽的双线组成。【右】卷云纹玉璜，战国中期，1981年随州城西播鼓墩二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淡青色。器扁圆呈半璧形，横截面呈长方形，中上部有一系绳挂的圆形小穿孔。双面纹饰基本相同，皆饰阴刻卷云纹，图案精雕刻精细。通体抛光，有光泽。

【左】单首龙形玉璜，春秋晚期，随州市文峰塔墓地M2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玉质温润光洁，璜体雕琢成龙首状，以上下沿的扉棱雕出龙身轮廓，龙形分明。龙首在左侧，以钻孔形成龙嘴，同时利用左上部小孔突出龙目形象。龙身用双阴线刻画云纹，背面素面。似用旧玉改制而成。【中】素面玛瑙环，战国中期，1981年随州城西擂鼓墩二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青白色，因受沁略呈土黄色。器呈圆形，半透明，横截面为扁六棱形。通体抛光，有光泽。【右】云纹玉环，春秋，随州市文峰塔墓地M2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

大量的车马铜器就不多发了，拍一些平时少见的。

铜车軝(qí)，西周早期，曾都区淅河镇叶家山墓地M11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器圆鼓，灯笼状，内空，两半组合为一器，扣合在木质车毂上。两侧隆起，上下两端内收、外折成直口，中部凸折呈“人”字形，最大径在插辐处。每合各有9个梯形辐孔。

铜车衡末饰，西周早期，曾都区淅河镇叶家山墓地M11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圆管形，中空，一端扁圆弯曲呈弧形，端首为一马头，颈下有一半环形钮。

铜“目”字形马胃，西周早期，曾都区淅河镇叶家山墓地M11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整体为镂空的半个兽面，扁平，壁薄，略呈“目”字形，正面微隆，背面相应下凹，短沿外折。大臣字目，眼睛隆起，眼眶以镂空表现，下接卷鼻，鼻侧有一“山”字形以示脸颊，上有内卷双角，其中外侧一角较大而包住内侧的角，两角内侧共有6个三角形凸齿。折沿上共有12组，每组2个长方形小穿孔。

铜銮铃，春秋，随州市八角楼墓地M2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由铃及长方形銎座两部分组成，铃与銎座之间有一宽扁横梁与其相连，铃的四周为轮状窄沿，其上一周有4个长弧形镂孔，铃呈圆球形，一面封闭，另一面有8个等腰三角形放射状镂孔。长方形銎座上窄下宽，近底处有一圆形孔。

缯矢，春秋中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90出土。蒜头形矢头，下接长铤，铤与矢头连接处有一周凸棱，铤上粗下细，横截面椭圆形，铤首三角形锋尖。底部饰一周凹弦纹，弦纹上有一周四个阴刻三角形纹，每个三角纹内填两个阴刻“V”形纹。

贴金箔圆马饰、贴金箔方马饰，战国，曾侯乙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

接下来是大量的兵器。

• 戈，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勾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戈由戈头、柲、柲冒和柲末的𨱔构成。𨱔的裝置是东周时代发展起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戈绝大部分只剩青铜铸的戈头。《考工记，冶氏》：“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指出了戈头各部分的比例。
• 戟，《说文解字》：“戟，有枝兵也。”是一种戈的柲顶有矛形尖刺装置的兵器，少数是戈和刀的合体。以前者居多，后者发现的仅限于两周时期，是一种既可刺杀也可勾啄的具有双重性能的兵器。戟是车兵，也用于徒兵。《诗·秦风·无衣》：“脩我矛戟”，郑玄笺“戟，车戟常也。”又《淮南子·氾论训》“出犀甲一戟。”两阵对战时，队列执戟者在执戈者之前。春秋晚期至战国，出于战争实用的需要，又出现了一种多戈戟，即除戟本身装置之外，在其下又装有一或二件无内的戈，这是为了增加杀伤的效果。
• 𨱔，又称镦，是矛戟等兵器柄末端的平底金属套。
• 殳（shu），为五兵之一，古文作“杸”。《说文，殳部》：“以杸投人也，又兵器。”《释名·释兵》：“殳矛。殳，殊也，长一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挃于车上，使殊离也。”又《周礼·夏官·司戈盾》注：“殳如杖，长寻有四尺。”据上述记载，殳是一种没有锋刃的似杖长兵。

铜戟，春秋中晚期，随州市文峰塔墓地M12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

双戈戟，春秋晚期，随州枣树林墓地M143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分别由上下两戈依次排列绑缚秘杆之上而成为一器。上首戈援较下首为长，均为尖锋。

六穿长胡铜戈，战国中晚期，随州城西擂鼓墩砖瓦厂十二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直援上昂，尖锋，锋呈三角形，上刃平直，胡弧较长，有栏，栏上无齿，栏侧六穿，长内上扬，上有一穿。这种六穿长胡铜戈在东周铜戈中罕见，堪称铜戈之王。

【左】铜匕首，战国，擋鼓墩砖瓦厂M15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短剑，近身杀伤武器。尖锋，援部路弧，中间起脊。【中】菱形纹铜剑，战国中晚期，1987年随州东城义地岗师范墓地四十四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剑体瘦长，尖锋，中脊起棱，窄从，双面刃，格较窄，扁圆茎中空，首端路粗，无箍，首作圆环形，内嵌绿松石，剑从饰菱形纹。【右】素面铜剑，战国中期，1983年擂鼓墩砖瓦厂十三号墓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剑身扁平较短。前锋尖锐，呈三角形，中脊起楼，凹从，宽锷，双面刃锐利；剑格较窄，上有裂纹，圆实茎，椭圆形茎箍两道，圆首，内凹，首呈喇叭形。通体无锈呈乌黑色。

【左】错金几何云纹镦，战国，公安追缴移交，随州市博物馆藏。直筒形。近銎口处有一道宽带形箍，箍上均分四个圆涡，圆涡内镶嵌物已脱落，通体饰错金几何云纹。【中左】铜戈𨱔，战国，随州师范墓地M17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中右】铜箭镞，春秋，1994年随州东风油库M1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本为弧柱形，横截面为圆形。中部饰一周3个涡纹，涡纹两侧饰三角纹，顶饰一个涡纹，纹饰内原应有镶嵌物。【右】浮雕龙纹铜殳，春秋中期，随县均川镇刘家崖出土，随州市博物馆藏。呈三棱矛状，尖锋略残，刃部锋利，中部有长条形内凹血槽，下端为圆筒形銎，銎口有六个三角形边饰，中部有三个圆秘穿孔。銎外壁上部饰相互缠绕的浮雕龙纹，中部有凸弦纹一道，上饰绳纹，下部三角边饰上饰三角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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