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漫记

每年八月都看文物大展，今年就近去了苏州吴文化博物馆看（武威+敦煌+酒泉博物馆，以武威为主）“凉州——文化想象与历史真实”特展。吴博这个馆隐蔽在外人不知晓的吴中区澹台湖旁，可帮助爱展之人完美避开姑苏区苏博里头一大群嗡嗡嗡的“蚂蜂”。

其实本来并没有发现这个展，实在是太低调了，而且是7月底刚开始嘎嘎新的展览，但刚巧刷了两天小Ｘ书，大数据就给我推荐了，那还等什么，走起！

7月25日，备受瞩目的“凉州——文化想象与历史真实”特展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开幕。这场为期四个月的展览，汇聚了来自3个地市、6家博物馆的181套272件珍贵文物，以恢弘的历史叙事与鲜活的文化想象，为观众揭开凉州这一西北重镇跨越千年的文明面纱。作为吴文化博物馆“新九州”系列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特展以汉代“河西四郡”为地理核心，系统梳理了凉州从史前到明清的历史脉络。

“九州”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地理符号，《尚书·禹贡》记载的冀州、雍州等九州体系，不仅塑造了古代行政格局，更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象征。吴文化博物馆依托最新地域文明研究成果，通过“新九州”系列，立体呈现中华文明“九州共贯”的壮阔图景，而凉州作为古雍州的重要组成，正是这一文化格局的生动注脚。

展览以六个单元串联起凉州的文明史诗。 “早期东西交流前沿”单元通过彩陶和青铜等重要的物质遗存，为观众展现早期各种文化碰撞交流下，其文化因素体现出强烈的中西交流色彩。

“河西四郡：凉州的‘第一块拼图’”单元讲述了羌戎、月氏、乌孙、匈奴故地的凉州，自西汉河西四郡的建置始纳入到中原儒家文化教化的版图的故事。隋唐时期，凉州市井繁华，胡汉杂居，是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北方大都会，“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充满着盛唐开放包容的国际气象。晚唐河西节度使的设立，使得凉州成为唐代文化士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去处，豪情寄寓凉州，也催生出了意蕴苍凉深远又不失壮阔的“凉州词”。

“瀚海明珠：西夏辅郡”单元展现了在儒教治国之道的背景下，西夏着力吸收和借鉴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崇信、扶持并弘扬佛教，翻译和版刻经书，并创制了自己独特的文字，元灭西夏，西夏文字继续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直至明朝。

“西风漫卷：诗思入凉州”单元讲述了自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凉州归附。到了明朝时为保证边疆稳定，建立起了以甘肃为中心的卫所防御体系。与此同时移民屯田等一系列举措，构筑起明代西北基层边防体系。至清代，河西变成了清朝经营西域的后方，在此修城驻兵，崇文重教，确保了西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

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是众多国宝级文物首次亮相苏州，除王杖诏书令册简与北凉石塔外，北魏造像石塔的楼阁式造型、翟舍集墓志的粟特史料价值，均为学界研究提供了珍贵实物。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曾路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文物，让观众读懂凉州作为“汉唐气象半在河西”的文化密码，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基因。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23日，期间还将配套推出专家讲座、文物修复体验等活动，让千年凉州的文化魅力在当代焕发新生。

李爽,高媛. (2025-07-27). "凉州-文化想象与历史真实"特展亮相吴文化博物馆. 江南时报网. https://www.jntimes.cn/jsdt/sz/202507/t20250727_8508035.shtml

停车场放老远不知何意，走进正门颇晒了会儿太阳。澹台湖广场那么大、观众那么少为何不让停车……

这个小众博物馆硬件设施极好，冷气呼呼地吹，我感觉吊打无锡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没问题。

门口有盖章的摊，一拍脑袋，刚买的盖章本又忘记带了！忍痛花了¥8买了八张硬打卡纸盖了，仔细一瞧不是凉州文物，大姐说八个章是吴博常展的八件镇馆之宝，凉州特展没有文创产品……嗐！

这回拍展用回轻便的D-Lux 8。吸取了去年拍埃及展的教训，进门直接手动设了白平衡K值4600，文物颜色终于不会乱飘了……

一进门一匹高头大马让人惊叹。

彩绘木马，汉，1988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在河西的动物俑中，马俑无疑具有特殊地位。古代河西地区气候较现在温润，河谷纵横，适宜于畜牧业发展；在地域上又是西域良马东传的必经之路，所以很久以前便成为了我国繁殖、培育马匹的主要基地。汉景帝时设立马苑所。当时，北方的匈奴族成为汉王朝的劲敌，威胁着西北边境及西域地区的商贸往来。为摆脱与匈奴在征战上的不利局面，汉武帝多次遭使乌孙与大宛寻求良马，即“天马”、“汗血宝马”。引进的良马在河西地区经选育以适应环境，最终培养出了既适应我国生态，又具备优良体格性能的新马种，其基本特点是高矮适中，骨坚肌丰，力量与速度兼备，且能走轻捷稳实的对侧步，既适于挽车又宜于骑乘。河西出土的木马俑，其雕刻是按照当时良马的标准制作的，如马的头部注重立体造型，线条横直有度，马头方直高峻显示出力量感，马眼突出意味着心脏的强劲，鼻孔阔大代表肺活量大，耳小而尖是易于驾驭的象征，前腿部两块鼓起的肌肉意味着善飞，而平直的背部则利于平稳负重且耐劳。通过超越现实层面的刻画，体现了马在当时的人类生活中有着与其他动物颇为不同的地位：它的速度与耐力使它成为冷兵器时代战争中制胜的利器。

一些瓶瓶罐罐，展示了河西走廊悠久的古代。

锯齿网格纹双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武威市博物馆文物商店移交，武威市博物馆藏。细泥红陶。圆口，直颈，广肩，圆鼓腹，腹斜收，宽带形双耳，小平底。饰黑彩。腹部主体纹饰为锯齿纹与网格纹。辅饰宽带纹和弦纹。

菱格纹双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缠山村征集，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黑彩，侈口，束颈，深圆腹，腹以下略收，平底。口沿至肩部有宽带形双耳。颈部饰三角纹，腹部菱格纹。

三角纹单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金昌市永昌县河西堡镇鸳鸯池遗址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用红色陶衣打底，施黑彩。敞口，高颈，鼓腹，小平底，扁形单耳。口沿内部绘连弧纹，颈、腹部绘对三角纹，对三角纹中间以短颈竖线纹相隔。耳上绘网格纹。器形独特，纹饰简单。

菱格网纹双耳彩陶罐，新石嚣时代马家窑文化，1987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嘴子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侈口，短颈，圆额，腹以下斜收或平底。腹有双耳。红衣黑彩。腹部对称两组纹饰，一组菱形网格纹，一组绘“Ｘ”形弧线纹，下辅饰一圈连弧纹。

平行线纹单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1981年武威市新华镇李府村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黑彩，侈口，深直腹，平底。口沿至上腹有一带状耳。通体饰平行线纹。

圆点纹折腹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缠山村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侈口，斜折沿，斜肩，折腰，平底。自口沿至腰墨绘纹饰。主题纹饰在腰部，为两组对称纹饰：一组平行斜线，一组为双连圆圈四点纹。肩部辅以平行线纹，中间间隔双粗线：口沿辅以锯齿纹、弦纹。

菱形纹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皇娘娘台遗址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敞口，短颈，鼓腹，小平底，双耳。耳一端连于口部，另一端连于腹部。口沿内绘齿状纹，口沿外绘菱形纹，菱形纹内套网纹。腹部绘两组菱形纹，菱形纹内套网格纹。双耳绘菱形纹，耳两侧分别绘竖条纹。

双耳细泥红陶罐，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武威市古浪县土门镇朵家梁遗址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红陶质，侈口，长束颈，鼓腹，下腹内收，小平底，口沿至肩部有宽带形双耳。

双耳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1990年武威市古浪县土门镇朵家梁遗址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敞口，束颈，鼓腹，平底，口沿至腹中部饰宽带双耳。

网格纹桶状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古浪县裴家营乡老城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敛口，垂腹、单耳、平底，桶状。耳一端连于口部，一端连于杯身、红色打底，施黑彩。从上到下依次绘网格纹、平行条纹、菱形纹，菱形纹内套用网格纹。

鸟形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金昌市永昌县河西堡镇鸳鸯池遗址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泥质红陶，敞口，小平底，口治内有一凹槽、单耳。土红色打底，施黑彩。口沿外部有一突出物，似鸟喙。腹部也有部分突出，似马尾。腹部有细方格纹。整个器物为一鸟形。器形独特，是马厂类型较为少见的器物。

单耳彩陶罐，四坝文化，征集，武威市博物馆藏。侈口，平底，原口沿处有单耳，现已遗失。通体呈红陶色，器表饰三角网格纹、菱形纹与竖纹。

菱格纹双耳双鋬彩陶罐，四坝文化，征集，酒泉市博物馆藏。侈口，短束颈，口沿至肩部附双耳，腹部附双鋬，溜肩，鼓腹，平底圆足。泥质红陶，颈部绘带状折线纹，腹部主体纹饰主要为斜线纹与竖带纹构成的菱形网格纹。

夹砂圜底尊，新石器时代沙井文化，1993年武威市凉州区丰乐乡东湖村一队征集，武威市博物馆藏。夹砂陶。敛口，平沿，长直颈，深弧腹，圜底。口沿与颈腹鍑间各刻划三道凹弦纹，口沿饰鸡冠形双耳。

双耳细泥红陶盂，新石器时代，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皇娘娘台遗址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细泥红陶质，敞口，宽平沿，斜腹，平底，腹部有宽带形双耳，素面。

看到铜镜就是进入秦汉时代了——“长宜子孙”连弧纹镜，汉，1977年武威市凉州区六坝乡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铜质，圆形。镜正面光洁；背面半球形钮，柿蒂纹钮座，纹间有“长宜子孙”四字，座周为同心圆，圆外饰内向连弧纹，纹间又有“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八字。外缘一圈锯齿纹，宽沿外凸，素洁无纹。

四神规矩铜镜，1977年武威市凉师区六坝乡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铜质。桥形钮，钮座外双边方框，框内篆书十二地支铭，间隔十二个小乳钉。镜的内区分为四方八等分，四神及鸟兽各居其一。外区环绕一圈铭文带，锈蚀严重，字迹难辨。宽平缘，饰锯齿纹和卷草纹。

连弧纹铭文铜镜，汉，1997年武威文庙牛公祠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铜质，圆形。圆钮，钮外有一周内向连弧纹，外区为铭文带，18字，字体方整。素宽平缘。

虎符（仿制品），汉，武威市共和街征集，武威市博物馆藏。红铜质。虎呈扑食状，翘尾弓背。为右半部，虎背有错银篆字，惜不可通读。此虎符是汉代传达命令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

铜龙首柄醮斗，汉，1991年武威市凉州区东河乡（现金河镇）王景寨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红铜质。柄、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勺圆口，宽折沿微侈，圆腹，圜底，外沿下一圈弦边。沿下焊柄，柄呈平面，圜底条状，柄首呈张口龙头形。勺内有黑色炭迹。

汉简，1998年玉门关遗址出土，敦煌市博物馆藏。其中第四枚是《都护军侯令史简》，都护军侯令史是西汉中下级军官职务，简牍有“右扶风茂陵孔嘉里”字，表明了令史的陕西西安茂陵籍贯。

大泉五十铜钱范，新莽，酒泉县上坝乡野猪沟出土，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王莽居摄二年（7年）“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造更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日“‘大钱五十’”。“大钱五十”即“大泉五十”，有希冀才如泉涌、连绵不绝之意。王莽始建国元年，遣议大夫五十人分铸大泉五十于各郡国。从公元7年摄政到新莽统治，十余年间，王莽托古改制，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先后实行了37种不同质地、不同样式、不同单位的货币。“大泉五十”是王莽摄政后实行的第一种货币，但在其执政期间一直存在，是新莽时期铸行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直到东汉更始年间才彻底退出流通领域。珍藏于肃州区博物馆的这件新莽大泉五十铜钱范，1973年出土于酒泉县上坝乡野猪沟汉墓群。该钱范呈正方形，青铜质，做工精良规整，边长7.3厘米。内有浇口，中心有流铜柱。“大泉五十”四字为篆书，书法飘逸流美。经研究，该钱范应为铸造子范所用的母范。新莽大泉五十铜钱范在酒泉的出土发现，说明远在距今两干多年前地处河西走廊西部中段的酒泉，也在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下铸造并使用“大泉五十”钱币。

带盘博山炉，汉，武威市凉州区中坝镇白疙瘩村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铜质。由熏炉和托盘套接组成。炉盖镂雕成山峦形，高而尖。炉身为盘口深腹，腹部有一圈凸弦纹，炉盖与身有扳扣连结，现已锈蚀。炉身底有竹节状柄及空心台座与托盘连接。托盘宽平沿，折腹，平底。造型庄重、大方，反映出汉代铜铸造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彩绘木马（仿制品），汉，1984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松木质，头、两耳、颈、躯干、四肢、尾分别雕刻后粘合而成。马立姿，颌首张口，平视前方，表情平静。马躯干、四肢削刻简练，线条粗放，表现出马的雄健发达的胸肌和四肢。马头及五官削刻细致，小竖耳、突圆目、大鼻孔，大腮，牙齿发达。马背雕刻鞍饰，鞍上涂白衣，墨绘卷云纹。形象生动，表现了西域良马的特征。

木雕彩绘独角镇墓兽（仿制品），汉，1983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松木质，角、身体、尾、四肢分部件雕刻后粘合而成。兽抵角翘尾，前腿直立，后腿后蹬，作抵御状。角为细长的圆锥形，尾刀形，四足削刻细致，头顶、脊背突棱呈刃状。通体墨绘纹饰，有卷云纹、曲线纹、斜线纹等。兽双眼墨绘成圆睁状。生动形象，是研究汉代雕刻艺术、丧葬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关于武威磨嘴子汉墓群：

磨嘴子汉墓群位于武威城南十五公里祁连山下杂木河西岸，该地区为汉时武威郡姑臧县所辖乡里之地。墓葬密集地分布在开阔的黄土台地上，从河岸直至台地最高处。该区域土质干燥，降水稀少，干燥少雨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磨嘴子汉墓群随葬的木雕得以大量完好地保存下来。

截至1981年底，磨嘴子地区一共经历了四次考古发掘（1956年、1959年、1972年和1981年），前后共发掘清理了汉代墓葬72座。2003年至2005年，又开展了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共发掘出汉墓百余座。墓葬以中小型为主，根据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断其年代为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墓主大多为从内地迁徙而来的官僚士大夫。

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的木雕中，人物题材较少，大部分为形态各异的家畜、家禽木雕，体现出汉末以来的庄园经济生活特点。人物木雕大体上可以分为侍俑、舞俑以及六博俑，其雕刻的刀法粗犷，往往仅是简略地削出大致形体的轮廓，再用墨笔对局部细节略作修饰；动物木雕的题材多样，既包括常见的家禽、家畜，也包括野生动物，其中以木雕马的造型最为精彩；此外，磨嘴子汉墓群中还出土有鸠杖和独角兽。这批木雕，少了明器的幽冥之气，而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是动物雕塑更是充满温情，活泼有趣。

武威博物馆.

绿釉陶博山炉、红陶炉、红陶仓、陶耳杯、红陶井等，汉，分别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长城乡、柏树乡、磨咀子墓群、洪祥乡、河东乡。

绿釉陶灯、红陶盘、红陶豆、灰陶灶、红陶熏炉、陶耳杯，汉，分别为旧藏、出土于磨咀子墓群、清源镇、吴家井镇、磨咀子墓群、六坝乡十三里村。

墨绘木盒，汉，1972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木质，长方体。盖顶削刻成量顶式；盒由五块木板粘接而成，两侧面均有圆形嵌孔。器表墨绘。制作简洁，器型规整。

木俑，汉，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新坝镇大石落墓群出土，高台县博物馆藏。拱手站立状。系木块粗加工出发髻、头、躯干部分，以墨笔绘出五官，发髻染黑色，衣饰有个别部分施以土红色。

木雕彩绘奴仆俑，1958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整木雕成。垂手立资。面部呈三角形，中间突起为鼻，立体感强，头戴三角形黑帽，袍角宽大，內部旋削成两边尖、中间圆的弧状，便于站立。通体涂白衣，墨绘五官、右衽宽袖长袍、束腰、袖口及双足等。五官色彩己失。简练的雕刻和彩绘相结合，是研究汉代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

彩绘木鸟，汉，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整木雕成，尖嘴，尾直伸，以黑赭两色勾勒出眉眼、羽毛，刀法简洁，形象生动。

墨绘木卧狗，汉，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整木削制。侧卧，两眼注视前方做警觉状，小尖耳直竖，尾平举。通体墨彩。刀法简捷，造型生动。

彩绘木雕卧羊，汉，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整木削制，卧姿。昂首，长嘴细颈，尾短而尖，通身白底，黑彩绘鼻、眼等部位，手法简练。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方特色，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

木耳杯（仿制品），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敞口。平面呈椭圆形，口沿处附半月形双耳。平底，杯内外施黑红白三彩。

汉石雕钱树座，汉，武威市金塔乡臧家庄汉墓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摇钱树是古代墓葬中的一种明器，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此类明器主要流行于汉魏时期；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今天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尤以西南的四川为最多、造型最为精致。此外，云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也有发现。摇钱树树座有陶质和石质两类，树枝均为青铜铸造，枝上挂满圆形方孔钱、各类神兽及瑞像。随葬摇钱树，既有镇墓辟邪的功用，也有灵魂不死、羽化成仙的道教思想追求。此件摇钱树座座身表面用三角形与不规则的四边形雕成山峦，座顶中间的方孔周围雕一环状的带翅膀卧虎，构成虎卧山顶的景象。山峦可能为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卧虎即为趋吉避邪的灵兽。随葬墓中，则此物是西王母之不死神树，墓主人希望籍此得道升仙。

镇馆之宝之一——王杖诏书令册简，汉元延三年（前10年），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磨咀子18号汉墓时，发现了一组木简，一共10枚，出土时还有几枚系在一根鸠杖上，从出土位置和残存迹象看，这10枚简应该是捆束后系在鸠杖之上，跟鸠杖一起入葬的，这批简被称为“王杖十简”。1981年，武威磨咀子汉墓群18号墓又出土了26枚王杖诏书令册简。王杖诏书令册简和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简属同类性质的诏令，内容比王杖十简更丰富更完整，两者相得益彰，同为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珍贵资料。王杖诏书令册简原简背面有编号第一至第廿七，原册为27筒，但第15简已缺失，余26简首尾俱全。王杖诏书令册简正面有556个字，虽历经千年，但上面墨书的汉隶依然清晰可见。简文内容丰富，记载明确，既有抚恤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的具体做法，又有尊老养老高年赐王杖的明确规定。王杖诏书令册简其中一条规定年七十授王杖。所谓王杖，又称鸠杖，是汉代给年满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所颁赐的一种优待凭证。《后汉书•仪礼志》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这个记载正好与鸠杖的长度和部分简文作对应，“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趋。”“高年受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有敢妄骂詈殴之者，比逆不道。”彩绘漆木鸠是王杖上的杖首。《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同于汉字“九”，有九九长寿的寓意；鸠鸟被称为不噎之鸟，表达了对老人吃饭不噎、身体康健的美好祝愿。彩绘漆木鸠是以立法形式保障老人权益的重要实物资料。王杖诏令册简和彩绘漆木鸠被称为汉代的“养老令”和“敬老卡”，对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法制史、民俗学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彩绘漆木鸠（仿制品），汉，1981年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磨咀子墓群出土，武威市博物馆藏。

武威三简：20世纪初，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档案、敦煌藏经洞敦煌遗书、清宫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与之兴起的简牍学、敦煌学、甲骨学成为三大国际显学。甘肃简牍的发现以1959年武威仪礼汉简为起点，步入了一个新的简牍发现时代。所谓“武威三简”，是指汉代尊老养老法令“王杖简”、儒家经典代表“仪礼简””、以及体现汉代医学水平的“医药简”。

下面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