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炉山房

“华人与狗禁止入内”

[美] 卡尔·克罗

根据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十九世纪中期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小公园门口曾竖有一块木牌，上书“华人与狗禁止入内”。这个小公园位于苏州河和黄埔江的交汇处，方圆约六亩，名叫“班德花园”［现外滩公园——译者注］。那里原是一块由一艘沉船所形成的泥沙淤积，由于河滩面积增大，有人提出了围滩造园的动议。考虑到当时租界外侨的人数，这确实是个宏伟的工程。

从苏格兰请来了一位园艺家，从海外买来了树木与灌木，花园设计力图再现英国的某个小花园。园子建好后，成了上海外侨社区生活的中心。晴日，孩童们在这里玩耍，夏日傍晚，老人们在这里散步，欣赏租界乐队的露天演奏。在这里，外侨们找到了他们的世外桃源。

中国人是被禁止入内，但并非象传说的那块木牌一样带有污辱性，实际上压根就没有过这样一块木牌。当时我正住在“班德花园”附近，经常穿过那里上下班。公园订有许多清规戒律，其中一条禁止携犬入内，另一条则禁止华人入园。外国人的仆人及雇员则例外，这是为了方便上海“阿妈”们带外国婴儿出入。这两条规定从未象所传说的那样写到一起。

公园建成后的若干年内，从未听说有中国人要求入内。一八八一年，有人写信给租界市政厅质问说，公园是由租界全体居民纳税资助的，租界里的中国居民一样纳税，为什么不许进园？答复曰：公园实在太小，不可能对社会开放，但考虑到中国人的意愿，公园门警将允许“衣着得体之本地人”入园。由于何为“衣着得体”并无明确规定，全凭门警掌握，所以几乎无人愿冒被羞辱的危险前来游园。

此事安静了四五年之后，始有人重提旧议，这次是由于日本人开始侨居上海而引起的。因为日本也是同中国缔约国之一，她的侨民也享受同其它外国人同样的待遇。租界公园日本人可进，而华人却被拒之门外，引起许多中国人的不平。于是租界当局又出新办法：发入园证给华人“持证者一行”。事实证明，这招也不成功。在新政策实施的头半年中，只有四十六人次华人持证入园。但是实际入园的华人却远不止此，因为每位持证者都将“一行”解释为他的所有亲戚朋友，全家老小，外带听差老妈。再加上他们“观人”的兴趣更高过“赏园”，总是挑外国游人最多的时候前来，因此无意中招来了漫天怨声。入园证制度被废止了。

将上海的这种入园规定同当时美国南方的“黑白分开”制度相比，未免有失公允，同时这也不简单地是个白人的种族优越感的问题。其实，禁止华人入内的公园、俱乐部都是白人为了逃避周围环境，聊解思乡愁绪而造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本地人会显得非常扎眼，而一群本地人的出现就会使白人精心营造的幻境烟消云散。当然，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洋人们对那些倒卧在公园长椅上的洋乞丐会熟视无睹，而对一群衣着体面的中国人却如此大加白眼。

一八九九年，租界为了平息中国人的指责，又作出决定：专为中国人造一个公园。市政厅拨出同当初营建“班德花园”同样多的款项，一万英镑，在苏州河畔一位富有的英国侨民捐出的地皮上兴建一个新公园。公园规定对所有中外人士开放，但预期将主要由中国人享用，因为新公园堆石造景，全部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而行。开园典礼隆重非常，本地最高中国官长——上海道台——莅临讲话，盛赞中外居民间的相互信任牢不可破，友谊深厚真诚。外侨们以为此举可以一劳永逸地堵住中国人对不许进入“班德花园”的抱怨，因为按照中国人的园林营造标准，新公园应该更赏心悦目。但新公园游人寥寥，而且多为引车卖浆者流。

其后陆续修建的租界公园，仍然沿用“班德花园”的章程，不许华人入内。在中国的外侨持续不懈地努力将自己隔离起来。外国人筑起的社会隔离之墙比建于几千年前的中国长城还要牢固。外侨和中国人过着相互隔绝的生活，而且谁也不想冲破这种相互隔离。中国人的社交习俗本身也是堵难以逾越的高墙，对一个体面的中国人来说，非属亲眷的男女接触是大伤风雅的，而让自己的女眷去同洋太太们交往更是绝无可能。另外还有语言隔阂，上海的外侨们不懂中文，而直到几年前，通英文的中国人还有如凤毛麟角。

虽然“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牌子从未竖起过，但它却相当准确地描绘了一部分外侨对中国人的态度。这批人的数目在与日俱减，但在本世纪初，却有相当多人极力地贬低和厌恶所有的中国人和中国机构。在他们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同他们心目中的“正确标准”格格不入，任何对中国事物的赞许都象是改信异端邪教，走向堕落，是被同化的开端。每个外侨都认识一些遭到被同化厄运的人。不论是在中国、日本、印度，还是在远东的其它地方，那些被同化了的白人比当地人还要下贱，因为他们是被当地人生活中的糟粕，而不是精华所吸引。有不少人自暴自弃，抽鸦片，与当地女人同居。这些接受了当地人生活方式的白人被视为悲剧人物，其代表人物在苏彝士以东的各个港口均可见到。对英美人来说，大声地贬斥同中国或中国人有关的一切，可使他们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保护。大部分居住在东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周围环境有着一种真切然而模糊的恐惧，他们往往用鄙弃和敌意的盔甲将自己包裹起来。

一位居住在仰光的英国青年有一次对我说：“缅甸人对生活的看法可能是对的，而我的可能是错的。但如果我承认他们对而我错，那我从心理上、精神上、道德价值观上都会彻底崩溃。为了我灵魂的平静，心理的平衡，我就得坚信我对而缅甸人错。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只有天知道。”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是不受外国旅馆欢迎的。中国人可以投宿，但必须由旁门出入，住在分隔开的楼区，并不得在主餐厅里用膳。这些肤色歧视，倒不完全是出于种族偏见。白人和黄人的社交习俗格格不入，互相使对方很不舒服。譬如让外国人使用筷子，如同令中国人操纵刀叉一样，都会造成许多餐桌上的灾难。

中国的富人从不单身旅行，那成群的仆役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宅门里或许必不可少，但出现在任何外国旅馆里可就不折不扣地大煞风景了。他们早早起身，大声喧哗，一直吵闹到离开旅馆。中国人可以安居闹市而不觉其扰。由于噪音并不影响他们，因此他们大为不解洋人为何如此不容在清晨互相高声呼叫的仆人。如果一个旅馆开始接待中国客人，用不了多久，外国客人就会彻底绝迹。

不许在洋旅馆的主餐厅里吃又贵又难吃的西餐，并不使中国人很难受。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住外国旅馆，是因为可以受到屋顶上飘扬的外国旗的保护，免遭中国官吏们的无端骚扰。他们对西餐的兴趣如同外国人对中餐的兴趣一样：只想尝一下那些怪东西味道如何而已。其实一旦习惯了之后，中国饭菜非常好吃，但外国人一般总对其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贪爱中国饭，说
明一个人正在被同化。对有些人来说，这如同贪恋杯中之物一样地可怕。

上海的外侨所接触到的绝非中国人中的精华，做外贸的很少有旧时经营丝绸、金银的士绅，更绝无山西的钱庄老板们，而多是一批暴发户，有些甚至是洋人听差出身。直到那些留美学生毕业归国，又逐渐将学来的傲慢的美式举止磨掉，变得成熟圆滑之后，双方才真正地有了进行交往的共同基础。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上海租界中比邻居住了多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了社交往来。这变化来得很自然，几乎无人察觉。似乎头一天外国人还只是在一年一度中国买办宴请时才光顾中国餐馆，而中国人则绝迹外国饭店，而第二天却可在所有餐馆中看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食客。外国人在“福隆居”、“三亚”、“彩虹”等中餐馆大摆宴席，而在午后茶时分的外国饭店里，也总可以看到花枝招展的中国姑娘。这些景象是同无线广播和电冰箱同时诞生的，也同那两样现代生活的必需品一样，使人难以相信生活中曾没有过它们。

如果最近来上海的游客想搜寻传说中的那块牌子，只会是一无所获。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租界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一大部分侨民来说，汽车的出现，通往乡间公路的开辟使得“班德花园”和其它公园失掉了它们以往的重要性。而对另一部分人，夜总会则成了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

一方面，白俄的大量涌入混淆了“外国人”的概念：虽是白人，他们却同中国人同样贫穷。另一方面，归国的留美学生也给本地人搀入了新的成分。蒋介石的党执政以后，明令优待所有外国人。渐渐地，被同化也不复令人闻风丧胆，倒颇有些引人暇思的意味了。

外侨们一致认为，只需在所有的公园收取门票，便可以挡住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而以前的以国籍划线的作法是愚蠢的。只有那些“老中国”们还在不满地嘟哝着，发誓永不再踏足这些公园。但他们所能做的也仅止于此了。不久，在各个租界公园便可到处看到衣着光鲜、举止得体的中国人，有时真使人难以忆起他们曾被拒之园外呢。

［（美国）张名摘译自卡尔·克罗所著《洋鬼子在中国》，美国纽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一九四〇年出版］

而被误导的当代愤青们，居然还有人打着这样的旗号（楼下），自以为时髦。真是无知历史的愚民一群！

Silly bastards thought they were patriotic people however they never pass the history ex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