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期《中国国家地理》（CNG）有专题《在新疆 “民族”这个词如此地生动》。不得不佩服CNG对政策解读的前瞻性，硬生生把一个地理杂志变成了中国政治的风向标，从这点来说，比NG要超前一些。
读完专题感慨万千，今日之中国，与一百年前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国家需复兴，周边情势动荡，3·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4·30新疆乌鲁木齐暴恐案，马航失踪案，菲律宾人质案、扣押中国渔民案，西沙石油钻井事件，越南烧砸华人商铺事件，以及久悬未决的钓鱼岛领土争端……
从陆地国家转型为海洋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百多年前的满清李鸿章、左宗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一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中国早已不能和过去相比了，国力强盛，人民自立。但问题仍然很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结构性的。
不变的是左公所说“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若新疆不固……亦将无晏眠之日”。
故欲平交趾、南洋及东洋事，必先稳定新疆，欲定新疆，必取消民族标签，打碎民族隔阂，消除民族歧视，改变差异化政策，进而奖励民族通婚，鼓励汉语推广，奖励少民外出就业，鼓励汉民学习少民语言，甚至可考虑改换省名“新疆”为“兴疆”、“西疆”、“天疆”，表明中华领土神圣不可分割。
此处摘录CNG专题文，与各位读者共享。
在新疆 “民族”这个词如此地生动
撰文/单之蔷
出自《中国国家地理》2014年04期多民族融汇之地
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吐鲁番形成极度干燥炎热的气候，但海拔数千米的东天山自城市北边横贯而过，山顶积雪融化成涓涓细流，渗进干旱的吐鲁番盆地，滋润出面积广袤的葡萄园。6月的某个下午，维吾尔族肉苏力一家（从左至右分别为妈妈阿依古丽、爸爸肉苏力、小儿子库地热提、大儿子开沙尔）正在葡萄架下享受午后的闲暇时光。头顶上的葡萄刚刚长成，再过半个多月才可以成熟、采摘，肉苏力频频邀请我们那时再度回来，品尝吐鲁番才有的、他觉得全新疆最好的葡萄。在新疆采访期间，这只是我们邂逅的众多友善民族家庭之一。
2013年10月，我们杂志制作了一期《新疆专辑》。在开始策划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方案：以新疆的5户少数民族家庭为线索，串联起整本杂志。这样不仅会给这期杂志带来一个清晰完整的结构，而且可以深化主题，因为当前，民族问题正是热点。
为什么要选择这5户少数民族家庭呢？缘由是这样的：2007年，我和编辑部的几个同事，还有几位学者有过一次新疆之行。那次我们去过天山南北许多地方，最大的收获是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了解大大地加深了。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原则：远离城市、深入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尽量不住旅店——要不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家里，要不住在野外的帐篷里。就这样，我们在新疆结识了5户少数民族家庭，他们中有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族，有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蒙古族，还有那拉提草原的哈萨克族，和布克赛尔草原的蒙古族，乌恰县的柯尔克孜族。6年后，我们想重访这些家庭，看看这6年里，他们的家庭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真的按照这样的方案去做了，重新找到了这5户人家。但是最后我们没有采用这个方案，因为新疆的内容太丰富了，这5户人家的框架无法容纳新疆宏大的自然和人文现象。
那一晚，我们贸然闯入一户维吾尔族人家
2007年盛夏，正在新疆采访的我们夜闯吐鲁番。时间已过午夜，经过白天的长途跋涉，我们都已身心疲惫，看见一户亮着灯火时，我们停车，冒失地敲门进去，问是否可以借住一晚，那就是肉苏力家。就这样，没有任何犹豫、怀疑、身份核实，他们一家热情地接纳了我们4个大男人。“夜宵”时，肉苏力为我们即兴打鼓，妻子阿依古丽在一旁唱歌、伴舞，我们一边吃着羊肉串，一边享受这友善的招待。那天晚上，我们“入乡随俗”，睡在了露天的葡萄架下。
但是他们6年前与6年后（2013年时）对比的情景总是挥之不去，不时地在眼前浮现。这一次，我选取了我们在吐鲁番一户维吾尔族人家的经历撰写成文，让读者从中感受一下新疆这个多民族融合之地的风情。
与这5户少数民族家庭相识的经历，不仅让我感受到了人性中共有的善良和宽容，也让我认识到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和多元。
除了这5户人家，我们还在新疆结识了维吾尔族的海鹰教授和正在读研究生的青年玉山江；出发前，我还在北京与维吾尔族歌手洪启和艾尔肯一起长谈，他们给我带来了更多关于多民族之间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的思考。这些思考把我引向了关于民族政策的反思和创新，我们最后用几位著名学者关于民族政策的谈话结束本文。
6年后的回访
2013年夏天，我们决定回访肉苏力一家。初次造访时，在忙乱中留下的地址并不完整，而电话号码早已失效。于是沿着6年前那晚随意选择的行车路线挨家挨户寻访，最终找到。时隔6年，孩子们都已长大——可以敏捷地上下翻墙了。
7年前，一个月黑风高的夏季夜晚，4个风尘仆仆的男人开着一辆满是泥浆和尘土的破旧越野车，闯进了新疆吐鲁番市郊区一户维吾尔族人家的院落。这家的男主人先是一愣，很快，他明白了客人的来意，继而经过简短的交谈（男主人能说简单的汉语），他们的关系迅速热乎起来。一会儿，羊肉串摆了上来，一瓶瓶啤酒拿了来，歌唱了起来，舞跳了起来……这一切的发生仅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夜晚，那4个陌生男人就睡在葡萄架下一张大木床上。
那4个男人中的一个就是我，其他3位，一位是我的同事，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向导，我们4个都是汉族（遗憾，我不得不使用这样的标签）。
早晨，我们还在天山北部的卡拉麦里荒原上，与蒙古野驴和普氏野马为伍。当我们离开荒原，向南一路奔去，进入乌鲁木齐市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按常规，应该在这里停留，找一家星级酒店，好好调整一下，毕竟我们已经在新疆奔波半个多月了——从南疆的库尔勒一路北上，直到北疆的阿尔泰山，又掉头南下，来到乌鲁木齐，够辛苦的了。但是城市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希望像古代的旅人那样，走哇走哇，直到望见一处村落或者仅仅一缕炊烟，我们才奔过去，叩响虚掩着的门，谁知道是怎样一副面孔来开门呢？玄奘当年西天取经就是这样一路走去。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一路上，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一户户陌生人的家：在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来到开都河畔一座蒙古族的毡房，牧人苏龙格和她的弟弟给我们沏上热腾腾的奶茶；在那拉提草原，哈萨克族的年轻牧人马合沙提拉住正在摄影的我，把我带到他家宽敞的白色大毡房，并请来一些哈萨克族的小孩表演他们精湛的马艺；在乌伦古湖畔的和布克赛尔草原，一对蒙古族的年轻人刚好结婚，在他们家，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这两句古诗一路上总是在脑海涌现，我觉得这正是在新疆旅行的魅力。
我们的车穿过乌鲁木齐市，往南越过天山，进入吐鲁番盆地。但是我们也没有在吐鲁番市区停留，而是向着郊区奔去，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我们的目标是：只要住到一户陌生的维吾尔族人家里就行。
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了，我们的车开到了一处村落，村子四周都是葡萄园，路上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我们推开一户人家的大门，穿过院落，走进屋中，一家人面朝西方，跪在地上，正在做礼拜。男主人站了起来，双方言语不通，比划半天，主人还是不明白我们要干什么，只好退了出来。又走进一户人家，情况与前面一家一样。
我们把车开到了道路的尽头，前面就是葡萄架了。我们走进路旁的一户人家，没想到男主人竟能说汉语。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今晚要住在他家，他马上表示欢迎。
新疆乡下的家庭有个普遍特点：院子非常重要。除了冬天，一家人一年里的活动主要在院子里进行，就像城里人的客厅。院子四周栽种些果木，白天遮阴避雨，晚上树影婆裟。院子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一张大床，吃饭、睡觉、聊天，都在大床上进行。我们来到的这户人家的大床就在葡萄藤下，一串串葡萄已经熟了，我们坐在大床上聊了起来。男主人名叫肉苏力，妻子叫阿依古丽，还有两个男孩，小男孩叫库地热提，12岁，大男孩出去了，不在家。
一会儿，男主人翻箱倒柜找出了一面手鼓，看来他要跳舞啦。女主人这时推出一辆小摩托车，要出门，原来她要去给我们买羊肉串。我一感动，拿出相机，给她照了一张照片（后来我整理图片时，看到照片上的信息，那时已是半夜一点多钟，深更半夜的，她去哪里买羊肉串呢）。一个多小时后，阿依古丽回来了，她带来了羊肉串，还有啤酒。
肉苏力把手鼓放在炉火上烘烤，为的是让鼓声更加清脆。我也不知道那天聊了些什么，可以让我们这些陌生人这么快就能与肉苏力一家热乎起来：先是肉苏力一边唱一边跳起舞来，接着，阿依古丽也跳了起来。
晚上我们就睡在葡萄架下的大床上。第二天，我起得早了，发现昨晚下雨了。雨水打湿了床上的红毯子，红毯子把我们身上都染上了红色，但是昨晚竟没有一个人醒来。幸好雨不大，否则我们就都成红人啦。走出院子，我看到肉苏力夫妻俩昨晚睡在大门外的一张大木床上，他们已经起床了。儿子睡在路边一张单人床上，盖着一条毛毯，我走近一看，吓了一跳：怎么有两个脑袋？像连体人。噢，原来是两个儿子挤在一张床上。那一晚他们睡在外面，后来我发现吐鲁番的人家夏天大都在室外睡觉，这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午，肉苏力领着我们去买了葡萄，阿依古丽给我们做了手抓饭，小儿子带我们看了坎儿井和晾晒葡萄的葡萄房。下午我们就带着肉苏力给我们买的葡萄，奔向乌鲁木齐机场，飞回北京了。
这就是7年前，我们在吐鲁番一户维吾尔族农民家中的经历。萍水相逢，偶然的邂逅，但这户维吾尔族人家对人如此地热情友善，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然而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让我震惊。去年，当我又一次去新疆时，一位朋友（当地的干部）告诉我：“不要去南疆，不安全，有时不管你是谁，只要是汉族，见了后拿刀就捅。”
我开始关注新疆的民族问题。每当新疆的暴恐事件发生时，吐鲁番那一晚的经历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是想用吐鲁番那一晚证明一个民族的善良和真诚，也不想证明这里的民族关系如何和谐友善。其实我认为吐鲁番这个地方的位置对于理解民族关系很重要，因为吐鲁番是汉族与维吾尔族两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或者说维吾尔族与汉族的融合之地。这里似乎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范式：两个民族能否融合，融合的结果如何。
这时我很想再去吐鲁番，看看肉苏力一家怎么样了，经过这几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是怎样想的。
（图）维吾尔族学者海鹰教授（左四）和吐鲁番的回族摄影师马史（左五）也与我们同行， 阿依古丽再次亲手为我们做了可口的手抓饭，味道如同当年。
（图）分别时，肉苏力一家和邻居王福香一直向我们挥手
去年6月，我们又来到了吐鲁番，找到了肉苏力一家。知道我们要来，他和妻子早早地就在大门口迎接我们。肉苏力还是老样子，夫人有些变化。“就见了那么一面，时隔这么多年你们又找来了，很高兴。”肉苏力握着我的手说。
“对你们家印象太深了，那次给我的感觉是，维吾尔族人怎么这么好。我们那时几个男人半夜三更推开你们家门就进来了，天都黑了，私闯民宅，一般人家谁接待你呀？要是美国人就拿枪了，干什么的？出去！关键是语言都不通，只是勉强能沟通。没想到你们对我们那么好。”我说。
小儿子库地热提回来了。他已经18岁，相貌英俊，个子高高的。他家院子里新盖了一幢房子，大床和葡萄藤都不见了。我们被请进了新盖的屋子。
我问肉苏力：“你老家是哪儿的？”“就是吐鲁番本地的。”“那你夫人呢？”“也是吐鲁番的。”“你们家原来住的地方有汉族吗？”我问。“有，我们家原来住的地方（距离现在住处15公里），很多邻居都是汉族人。”
“关系好不好？”我问。“关系好，在吐鲁番，维吾尔族和汉族关系很好。我们以前的邻居是上海来的，他们每年冬天都借我们的房子用。”
“你们间没有民族矛盾吧？”我问。这时，小儿子库地热提插了一句：“我们这里民族大团结。”大家笑了起来。
“你儿子长大后，找汉族对象行不行？”我问肉苏力。“我和他说嘛，你找汉族也行，找维吾尔族也行，找回族也行，我不管，你自己决定。”肉苏力说。
“乌鲁木齐发生的七·五事件你知道吗？”我又问。“知道。”“吐鲁番有没有人去参与啊？”“没有，吐鲁番一个都没有。”肉苏力答道。
肉苏力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为什么“七·五事件”中，像吐鲁番这样汉族和维吾尔族混居的地方很少有人参与，反而是那些单一民族比例较高的地方参与的人多呢？
这时，走进来了一个汉族相貌的中年妇女，肉苏力说是他们的邻居王福香。“你现在的邻居有汉族吗？”我有些疑惑地问，因为当年我们闯入这个村子时，一连进了几户人家都是维吾尔族。“是呀，她家就是汉族。”肉苏力说。邻居王福香说：“我是甘肃平凉人，我们来这儿30多年了，也种葡萄。”肉苏力说：“刚才你们拍照处那些葡萄就是她家的，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她女婿。”“在葡萄架下跟你躺着聊天那个？你们聊了那么长时间。”“对，我们在谈今年的葡萄价格。”
“在乌鲁木齐时还有人告诉我，不能去南疆，去了一见你是汉族就用刀捅。”肉苏力说：“乱说，没那事。我们这儿安全，好得很。”王福香插话说：“吐鲁番没有那个事情，都处得好，像一家人一样。”
吐鲁番式的民族融合：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共有48个民族聚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虽然名为“维吾尔自治区”，但在这块历史悠久、面积广袤的土地上，共生活着48个现代民族，其中13个为主要的世居民族，即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满、达斡尔。每个民族有时聚居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有时与其他民族“杂居”，如在昭苏县夏特乡——那里虽然名为“柯尔克孜族乡”，却在狭小的土地上，聚居了新疆的13个世居民族。著名作家张承志将这里描述为全世界最美的地方，除了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致，还因为13个世居民族在此都有分布，因此使每个人都会熟练使用多个民族的语言。这正是新疆这个多民族融合之地的魅力所在。在新疆采访期间，我们经常“闯入”并入住在这些少数民族家里，每次都受到热情友善的款待。限于篇幅，我们仅在此选出其中的5户代表人家。
我们从肉苏力家出来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时差的原因，天还没有黑，天边的云彩很漂亮。分别的时候，肉苏力一家一直向我们挥手，邻居王福香也出来相送。回去的路上，我脑海里有一个问题跳了出来：民族之间是保持独特性、各自发展好呢？还是融合相处，最后使民族差异消失了好呢？
我来新疆之前，看了许多关于民族政策的争论，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引爆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话题。胡先生认为：苏联等国“大拼盘模式”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国家分裂；而美国等国“大熔炉模式”的民族政策则获得了成功，形成了“我们都是美国人”这种各个族群都认同的国族认识。因此胡先生主张不要过分地强调56个民族的差异，要强调的是高于56个民族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意识。今后也不要在一些证件中设置“民族”一栏，如身份证、户口本上。胡先生呼吁国家要鼓励各民族的交融，鼓励各民族间的流动、杂居、通婚，甚至要做出制度安排，最后达到的目的是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分你我的统一中华民族。反对者称：胡鞍钢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取消民族差别，取消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其实胡先生关于现行民族政策弊病的批评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但给出的药方却有些操之过急。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完全没有必要取消民族差异。费孝通先生早就给出了答案：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就是政治统一、文化多样，但现在的问题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上。但这些和老百姓无关。
在吐鲁番，我看到维吾尔族和汉族比邻而居，和谐相处，但他们跳的舞、唱的歌、吃的饭、过的节，都不一样。
那些专家，还有官员们，要想理解民族问题的真谛，到吐鲁番来吧。
海鹰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维吾尔族对话维吾尔族 一位维吾尔族学者的归属感
在乌鲁木齐，我们找到了一位维吾尔族的地理学专家——海鹰，他是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教授。我们想与他一起考察天山，因为那时天山刚刚成功申请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而他正好是申遗专家小组的成员。没想到当我们和海教授一起在天山南北奔走时，经常聊起的却是民族问题。我们都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新疆的南疆维吾尔族居住区出现了民族问题和分裂势力所为的暴力恐怖事件？
从南疆的地理环境看，这是不应该的。南疆的维吾尔族居住区基本上是围绕着塔里木盆地的一个个绿洲，盆地中央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盆地北面是绵延两千多公里的天山，天山是由一系列雪峰组成的高大山脉，从南疆若想走出盆地，向北穿越天山，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古道，即使在今天，这些道路都有如天险；盆地南面是更加庞大高耸、一列以雪岭冰峰为主的山脉——昆仑山脉，即使翻越了这列大山，面对的也是渺无人烟的西藏羌塘高原；盆地西面则是平均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要想通过这片高原走向外面的世界，虽然有几个山口可以翻越，但其艰难程度绝非常人能为；然而整个盆地东面却无高山阻挡——虽然仍然有沙漠戈壁，但是一个个绿洲像踏脚石一样，把整个盆地的文明引向东方，再通过河西走廊的一个个绿洲与中原文明联系起来。盆地周边绿洲的维吾尔族文明只有朝向东方，才有发展的广阔天地。这就是地理环境揭示的南疆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绿洲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从文化的角度看，南疆的每个绿洲都是由一条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造成的，彼此相隔较远。在古代，这一个个绿洲间联系微弱，很难统一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实体，与东方的王朝或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相抗衡。因此这里既没有产生过像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一样的人物，也没有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因此南疆既没有适合民族分裂的地理环境，也没有搞分裂的文化资源。但恰恰是这里出现了与民族分裂有关的问题，一件件暴恐事件搅动着中国的安宁。这是为什么？从地理的角度看，南疆不是能不能分裂，而是任何人都无法分裂。说白了，就是让其分裂，也分裂不成。对新疆出现的民族问题做出过度的维稳反应，是不懂地理和历史的不自信表现。维稳时不问过程，只要结果，甚至过程违法，缺乏程序正义，更把普通民众推向对立面，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和升级。海教授的一些经历就能说明这一点。
海教授有一个汉族妻子，但他却是出生在南疆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人，他的想法可能更客观一些吧。和海教授聊起这些时，我时刻能够感受到他虽然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但更愿意在“中国人”这个大的群体中找到归属感。说白了，他认同维吾尔族这个族群，但他更认可中国人、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但是我通过他的一些经历看到，一些事情让他的归属感受到了挫折。
下面是我与海教授的一些对话，由于篇幅和其他原因，大部分还是删掉了。
维吾尔族名字“海鹰”的来历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海老师怎么叫“海鹰”呢？
海鹰：“海鹰”是我老师起的，我小时候叫“乌买尔哈里”，这是《古兰经》里一个圣人的名字。
单：名字前有没有“姓“呢？
海鹰：没有，我的名字后面加上父亲的名字，就到头了，就是两代人合起来，比如我的全名叫“乌买尔哈里・拜克礼”，“拜克礼”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的全名就是在他的名字后加上我爷爷的名字。信了伊斯兰教以后，都是根据《古兰经》来起名字。
单：那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您改成“海鹰”了？
海鹰：因为我小学上的汉校（汉族学校）嘛，报名时，老师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乌买尔哈里”。“什么？”他没反应过来，都不知道怎么写，最后就写了“海买儿”，这个名字在汉语里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维吾尔语里，“海买儿”是和的面团。所以大家老取笑我，我就跑去找老师，老师听完原因也笑了，“这有什么，我给你改一下，把‘买儿’去掉，给你加一个字，叫海鹰吧。”就这样，除了在家里叫维吾尔族名字外，我在外面都叫“海鹰”。
“七·五事件”后的一次检查
单：您是怎么看待民族矛盾的？
海鹰：之前厦门BRT（快速公交）放火的事件，如果肇事者是维吾尔族，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觉得我们的地方政府只要发生一点事，就马上把它放大，这样不好。我们普通的维吾尔民众为这种事情受了多少委曲？我去巴基斯坦考察中巴公路时刚好是“七·五事件”之后，回来时在红其拉甫口岸被查，不让回。以为我是塔利班还是啥的，就是不让回，交通部的人陪着我，说这是我们请的专家，也不行，然后就开始查。哎哟，把我所有能翻的东西全翻了。我的钱包里装了两个硬币，走的时候忘了取出来，结果检查的人拿着硬币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以为是个什么东西。还让我整个把鞋子脱光，袜子脱光，包括裤头儿的边儿都摸了一遍。还把我拍的野外照片全部一张一张放在电脑上看完了，我有好几个G的东西呀，全看完。所有的弄完以后，再把我弄到一个房间里去强迫照X光透视，唉……透视完了，我说没事儿了吧？没事了。护照都还给我，出来了。他们希望我理解，我说我咋理解？我真受不了，在那儿折腾了我6个小时，一分不差，半夜才出关。我心里可难受可难受了。
两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婚姻
海鹰：我不敢去北京，怕没地方住。真的，我几次去北京都是因为有工作项目上的事，去之前我都让中科院的人把酒店订好，我直接住进去就可以。如果不是这样，我自己到酒店一出示新疆身份证，人家就说没有房间，几次都这样，很难受。
单：新疆身份证一出示就说没房间？
海鹰：原来都说好了，有没有房间？有啊，多少多少价位的，身份证一亮，脸色马上就变了，对不起，没有房间。
单：现在一些地方的机场也有专门的新疆通道。
海鹰：是啊，我女儿在广州，春节我去那边，也是排队排了半天，结果到检查时说，你到新疆通道去。
单：您女儿在广州？
海鹰：对啊。我说新疆老这样闹事，你也干不成事，还是自己考虑吧。她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毕业后就到广州工作，后来家也安在那里了。
单：那她的先生是？
海鹰：汉族。
单：不是说维吾尔族人家一般不找汉族女婿吗？
海鹰：我这个人比较开通，我爱人也是汉族。
单：那您父母都是维吾尔族吧？
海鹰：纯纯的维吾尔族，父母都是纯纯的。
单：您当时找汉族夫人的时候，家族有说法吗？
海鹰：起初压力也很大，不光我们家，她们家也压力大，也是阻拦，不愿意，闹。但最后就妥协了呗，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嘛。
单：后来您跟老丈人关系挺好的吧？
海鹰：非常好，他们当时对我不了解，后来了解了，好得不得了。所以我说，把一种现象放大成社会问题，肯定就是问题，如果不放大，慢慢慢慢，好多东西就淡化了。
单：出什么事就怎么处理，不分维吾尔族还是汉族。
海鹰：现在是本来没有仇恨的人开始有仇恨了。
以前即使文革期间，彼此间的关系都好得很。很奇怪，那时候关系太好，真的。
单：那时分阶级，不分维吾尔族、汉族。
第二代民族政策
单：有人说我们的民族政策出了问题。
海鹰：没错，我归根结底想说的话就是，民族政策出了问题，真的。
单：现在有学者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
海鹰：没有。
单：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设想是：不强调民族身份，不给人贴标签。现在第一代民族政策在身份证和户口本上都设“民族”一栏，什么族贴上这个标签以后，一辈子就很难摘下来。实际上“民族”是个文化概念，不是血统概念。总是强调什么族，没法融合，因为标签摘不下来，对不对？
海鹰：不但不能融合，还会产生敌对。你是什么族，他是什么族，最后就很难相容了。
单：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意思就是今后不要强调56个民族，而是强调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就是中国人。就像美国人一样，美国有那么多族，但民族身份都是自愿，愿意填就填，但是文化要保留，如果是维吾尔族就保留维吾尔族文化。但民族不能过分强调，要真正的公平、公正。我们都是中国人，弄成一个“中国族”，有一个大族以后，下面再有56个分族、分文化之类。当然,目前这还只是学者的想法。
胡鞍钢
清华大学教授四位学者谈民族问题
胡鞍钢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论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以研究国情闻名。2011年9月，他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发表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上，文中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成了一个“爆炸性”的话题，引发了学界和社会上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热烈讨论。一时间，民族和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和权威人物就此纷纷发表言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众。其实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已经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如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等，但他们的观点都没有这次胡鞍钢的文章影响之大、反响之烈。原因是胡鞍钢善于概括、命名，并且把问题和观点推向极端，不怕抨击。虽然胡鞍钢说我国的第一代民族政策是贴标签的做法，但他也非常善于给一个个复杂的民族政策问题赋予一个个简明易懂的比喻式名称。如他把以苏联为代表的民族政策概括成“大拼盘模式”，而把美国的民族政策则概括成“大熔炉模式”。他把他自己关于民族政策的所有说法则命名为“第二代民族政策”。
笔者经常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行走，对少数民族问题深深地关切，尤其是近些年多次在新疆考察走访，对新疆民族问题的现实状况深感忧虑。学者们关于民族问题的各种观点和争论，也许更能加深我们对我国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
因此，我们在访问了一个个新疆的少数民族之后，再把学者们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刊登于此，以便参照。由于胡鞍钢的论文很长，我们只是择其精要。另外，正好看到某单位邀请了三位民族问题的著名学者讨论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三位的发言有观点有例证，且很口语化，精彩生动，故也从中摘引一部分，与胡鞍钢的观点并列刊出。
世界各国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方法不尽相同，各有其特点，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大熔炉模式和大拼盘模式（或称马赛克模式）。
成功的“大熔炉模式”：美国、巴西、印度
通过近代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种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虽然其间由于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强调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平等而难免会产生一些民族磨擦和民族冲突，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最突出的典型是美国、巴西、印度等大国。
从民族大熔炉模式的典型国家来看，如在美国，虽然估计有来自世界各国、国内各地的大小族群（种族）1500多个，但是政府不对族群（种族）实体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给予族群（种族）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只在社会生活中把国内具有不同国家或地域来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等特点的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s），国家千方百计通过国籍法、移民法、英语教育、立法、司法、行政、传媒等公共政策和法律，着力构建一个不分来源、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和美国人（American）身份，美国任何族群的成员（印第安人有所例外）都只能是一个公民，不得以种族身份为理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歧视，绝不允许“种族（民族）自治”；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中也没有“民族”（种族、族群）的内容；不管人们原来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加入美国国籍，就成为且只能成为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的一员。
失败的“大拼盘模式”：苏联、南斯拉夫、捷克
大拼盘模式则是处理民族问题比较失败的方法，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一体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最突出的典型是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在苏联，国家因民族而分区域、分界别治理，以民族划界成立联邦主体和不同层次的自治实体，突出和强化民族性，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和边疆州（区）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人为强化民族标识，特别是强调民族是“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民族”标签，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作是“本民族领土”，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作是“本民族资源”，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本民族”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并在宪法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苏联。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联盟的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
1989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富裕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率先宣布独立；到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至此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也一分为15个国家。
淡化56个民族单个“民族意识”，强化统一的“中华只在讲中华民族时才应使用“民族”一词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官方的用法中，亦即无论个人的出生地或起源，它是所持国家护照的公民身份。
只有在人类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才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国族）认同，这就是民族国家认同。要按国际通常用法谨慎地使用“民族”（nation、nationality）一词，只在讲中华民族等国家民族时才使用“民族”一词，对汉族和各少数族仍可基本保留原称呼，称为某某“族”，或改称为某某“族群”（ethnic）,但不再使用某某“民族”的称呼（实际上，国内很多同志没有注意到，我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的英语译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由原来的nationality一词悄然改为ethnic），以利于淡化国内各族群（民族）的所谓“民族意识”。
如何引导族际自由混居和通婚
要与时俱进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族群（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不在身份证明、升学、就业等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为强化公民的族群（民族）属性，只强化公民的国家属性或中华民族属性。
与时俱进地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要高度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公民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和意识，不允许因少数民族或汉族身份而有特权或被歧视，切实保障任何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把对以族群（民族）成分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以不断淡化各族群（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
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促进各民族公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不要人为地把这种差异和属性固定化和强化。
要高度重视促进国内各民族人口的大流动。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在大中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出售中，研究相应的办法，尽可能地使不同族（族群、民族）的居民混居在一起，防止居住区明显分区、泾渭分明。要高度重视保护和引导族际自由通婚。
不同族群（民族）人口的相互通婚，既是不同族群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交融一体了，人们都是亲戚、难分难解了，民族的团结、民族的交融一体和社会的交融一体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在一些民族地方有一种不利于不同民族族际通婚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措施，一些族（族群、民族）与其他族的通婚率很低，有的族际通婚率甚至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离国际上衡量族际关系良好的标准要求两族之间通婚率达到 1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这就要求从制度上引导族际通婚，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改革和完善高考加分、公务员招考、就业升职等方面的政策，坚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原则，不得歧视或优待不同族群通婚者及其子女，如有的地方规定，父母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子女高考加分大大高于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这明显不利于民族通婚，明显是对父母双方只有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不公平歧视；同时，也有的地方，对已经融入城市，实际上与汉族家庭并无教育差异的少数民族家庭（如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侗族、满族等）的子女给予高考加分政策，又明显是对于同一城市父母双方都是汉族家庭的子女的一种不公平歧视。
我们从乌鲁木齐来到阿克苏，有一个名叫玉山江的维吾尔族青年给我们做翻译和向导。他家住阿克苏，是新疆一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玉山江与我们一起去了阿克苏的托木尔大峡谷，去了温宿县他的老家，还和我们一起去了和田。一路上，玉山江给我们讲了许多维吾尔族的历史、风俗、习惯，还讲了他的家族和父母的事情，但他讲得更多的是“七·五事件”以后维稳的各种事情。
听了玉山江讲的各种事例后，我的感觉是，维稳在具体执行时，许多时候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孙立平。他在2009年出版的《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一书中谈到维稳的问题，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即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中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他认为我国社会的冲突是基于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孙立平认为：为了维稳，地方政府纵容甚至鼓励下级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令法治恶化，而且越走越远。不仅是计划生育和强迫征税，截访、征地、强拆、恐吓记者、敲诈盘剥民营企业，直到鸽子禁飞、菜刀下架……
说到“菜刀下架”，玉山江讲到他们家发生的一件事：他母亲开了一间卖五金的小商店，其中有菜刀。一天，由于母亲有事，请她弟弟来看店，结果她的弟弟因为卖菜刀而被警察带走。类似的事情玉山江讲了许多，但有些问题感觉敏感，只好删掉。下面的对话只能是管中窥豹了。
玉山江
在读大学生
维吾尔族对话维吾尔族
微信时代的民族关系单：你从小就在阿克苏长大？
玉山江：小学、初中都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在内地上新疆高中班。
单：你现在是在读研究生？
玉山江：对，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单：你对现在民族之间的一些摩擦是不是心里有数？
玉山江：差不多。
单：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极端事件？你是学这个的研究生，肯定在研究这个问题，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
玉山江：现在民族之间隔阂比较严重。比如新疆很多地方不让妇女戴蒙面头巾，假如被警察看到了，会把蒙面头巾当场摘掉，动作也特别粗暴。两年前，阿克苏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导火线就是七八个民警（都是维吾尔族）在路上见到几个戴蒙面头巾的妇女，当场就把她们带走，又打了几下，她们的丈夫受不了，就来一爆炸。还有去年阿瓦提县的一起事件，人家半夜在睡觉，社区的服务人员还有警察来敲门，就说查户口，而且一定要每个房子都进一次，都已经是半夜了，可能家里边还有女孩儿，肯定不方便嘛……这种事管得越严，（逆反）就越露出来（玉山江说的这些具体事例，我们并没有调查核实，请读者谅解）。
（玉山江这时掏出手机，给我看他手机上的微信。）
玉山江：微信出来以后，哪儿有什么比较离谱的东西，就有人拍下来在微信里边群发。前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张照片：一辆车里边有一位戴蒙面头巾的女士，不让在加气站加气。很多人还是觉得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特别好，小学的时候，我们邻居上下都是汉族，每到春节，大家都一起出来放鞭炮，不管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玩得很开心，跟汉族小孩一起踢足球。我爸爸的汉族同事到我们家来拜年，我们也去他家。现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单：你现在住在乌鲁木齐哪个区域？
玉山江：五桥广原小区，靠南边，维吾尔族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
单：是不是买房子也会有这种考虑？
玉山江：“七·五事件”以后就有这种考虑，现在北边主要都是汉族，南边主要是维吾尔族，原来都是混在一起的。现在二道桥那边汉族人的房子狂卖，卖得很低很低，很多2000多、1000多块钱一平方米就卖掉了（常规价在六七千元左右），就是想早点离开那个地方。汉族人喜欢去北京路、开发区那边，维吾尔族人就比较集中地靠二道桥。我也比较喜欢二道桥那块，感觉自己还在新疆，维吾尔族人也多，去北京路感觉跟内地差不多。
去新疆之前，我在北京拜见了一些生活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朋友。其中，歌手洪启和艾尔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我在北京找了一家穆斯林餐厅，和他们边吃边聊。和他们见面之前，我买了他们的专辑，一遍遍地听他们的歌曲。但是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还是觉得与我想象中的形象相差很远。原以为洪启是一个深沉专注的歌手，没想到他好像活力四射的社会活动家，他热心在新疆与内地之间穿梭，帮助一些新疆人把音乐推向内地。他还要艾尔肯成为像蒙古族的腾格尔一样的歌手，不仅被本民族的人认可，更要成为全中国人的歌手。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艾尔肯，你要摆脱新疆维吾尔族的符号。”听他的谈话，我脑海中出现的是那些研究民族问题的教授和学者，想到他们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想来想去，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洪启说的不就是“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核心思想吗？不就是胡鞍钢强调的“去标签化，淡化56个民族的意识，强调国族和现代国家的公民身份”吗？
艾尔肯似乎与洪启刚好相反，他不像在音乐里那样热烈奔放，而是低调温和。他讲起民族问题来谨慎小心，但说起家乡的传统音乐刀郎来，立即有了激情和笑声。他把家乡由几个维吾尔族老汉组成的木卡姆说唱团带到北京，并领着他们去法国巴黎演出。讲起这些老汉的故事，我们笑声不断。
不过我没有问艾尔肯他做这些事——让新疆维吾尔族音乐融入内地与世界——时，是以私人身份还是国家政府的身份，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似乎应该是由政府着力推动的。
后来我把那天的谈话整理出来了，没想到有7万多字，只好大大地删减。
洪启
歌手，维吾尔族艾尔肯
歌手，维吾尔族对话维吾尔族
打破“新疆”符号洪启：我如果像艾尔肯一样生活在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或者完全生活在一个汉族家庭，都干不了现在这样的事（洪启的生父母是维吾尔族，但养父母是汉族）。
单：你融合了维吾尔族和汉族两方面。
洪启：艾尔肯，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不是那种符号性的，不局限于新疆，你的空间会更大。虽然新疆是你宝贵的资源，是你美好的根据地，但是你不能局限于它。如果能打破新疆这个符号，你就是中国和世界的艾尔肯，而不只是新疆的艾尔肯，那个太窄。有人说蒙古族歌手腾格尔到台湾演出很受欢迎，对方感觉他就是腾格尔，并不管他是哪个族的。腾格尔用的乐队以前也全是蒙古族人，后来他想明白了，当然蒙古族人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整个制作团队不只是蒙古族人，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往更宽广的方向走了。实际上几百万维吾尔族人已经集体认可你了，某种意义上，你在（被新疆认可）这条事业线上已经到头了。
艾尔肯：我的第一张专辑获了“最佳民歌专辑”奖，其实只有一首民歌。
洪启：你的问题是，他们老把你往“民族”那一块儿划，其实你做的就是流行歌曲，让更多人听你的歌，不管什么人，没有任何限制，虽然里边有新疆民族的这些旋律感，但你的歌不只是为新疆写的。你对新疆的表达已经足够了，怎么能把这个表达换成内地民众理解的？就跟腾格尔一样，他是蒙古族人，他最著名的两首歌（《天堂》、《蒙古人》）还是蒙古族的题材，他的内核还是蒙古族的，但是他的音乐已经让十多亿全国人民听。
（这时进来了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男子一看就是维吾尔族，高鼻子，大眼晴，皮肤白皙，身材健美。女子是汉族，面目姣好，青春靓丽。他们是洪启吃饭时打电话叫来的，洪启身边有一些维吾尔族的年轻人，艾尔肯是维吾尔族青年崇拜的歌手，洪启让他们来拜见自己的偶像。）
洪启：介绍一下新来的小兄弟，阿力甫，是吐鲁番的，在北京体育大学上学。
单：学什么的？
洪启：学足球，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很欣赏，他找了一个汉族女朋友，也在北京体育大学上学，是打乒乓球的，两个人很自然就好了。他们不受宗教和文化的束缚，喜欢就走到一块儿。我像一个牧师一样问过他们好几次：你们两个愿意永远在一块吗？他们非常肯定地回答了我几次。我挺高兴，觉得这个姑娘和小伙子挺有勇气。
（这时我在想，这两个年轻人如果结婚了，生的孩子是什么族呢？按中国目前的制度，这孩子一定得在身份证、户口本上填一个民族，贴个标签。如果这个孩子日后再和一个蒙古族或者美国人结婚，他们的孩子又该填什么民族呢？）
四位学者谈民族问题
某单位举办了“共识三人谈”座谈会，邀请郝时远、马戎、张海洋三位民族问题专家，就我们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展开讨论。以下内容是我们从这次讨论中摘引的一部分，为了方便阅读，在文中穿插了几个小标题。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马戎
北京大学教授5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
现在还没有出来郝时远：2014年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三十周年，相比于其他国家基本法律颁布之后的执行力，《民族区域自治法》在颁布了三十周年后，5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却还没有出来。我们155个自治单位，依法制定自治条例是法律规定的一部分，只有制定了地方自治条例才能落实自治法。所以我的结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代表的民族政策体系是好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放大，有的地方缩减，没能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所以不是制度设计不好，而是执行能力方面存在问题。
张海洋：这些年的工作确实把民族之间的关系理解成利益，而不是意义、尊严、承认和权利分配上的公平正义。但国家和民族毕竟都不是公司，大家在一块儿应该多讲人心人性人伦人道和公平正义，怎么能光讲物质利益？从辛亥革命至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计酝酿的时间有10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施工建设有60年。现在宪法里有它的位置。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了。但如同郝时远老师所言，因为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所以有人说它是一封慰问信。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张白条，或者是制度建设上的一幢烂尾楼。这次无论如何应该封顶完工了，没完工就会有很多不平。
许多问题的讲述变成以“民族”为主题
马戎：有一次在新疆，我们到了一个县，汽车没有开进县政府院子，而是开到城区一个镇办公室，在那里开会时，好像会场上没有维吾尔族出席。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如何使当地维吾尔族负责干部对近期发生的几起暴力恐怖事件给予公开谴责。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阿荣汗・阿吉大毛拉被暴徒用刀砍成重伤，1997年上半年新疆各地有42名各族干部群众被暴徒杀害，但是这个县的维吾尔族县长就是不愿意公开对这些事件表态，最后以开除党籍和公职逼着他做了一个讲话录音，这次会上决定要一天12小时把这个录音在县城里用大喇叭播放。我当时想，这位县长也是我党的负责干部，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顾虑呢？
民族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不管是呼和浩特、拉萨还是乌鲁木齐，当时只有革命派和造反派之分，而不管是革命派和造反派，内部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当时发生矛盾的双方不是以民族来划分，而是以政治态度来划分的。但是到了文革结束后，“民族话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慢慢地，许多问题的讨论和讲述就逐渐演变成以“民族”为主题，对许多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开始从“民族”角度来解读。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本不存在
马戎：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它的起因很可能是央企的霸道行为或者基层干部的素质问题，但是同样的原因、同样的行为在汉族地区和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带来的后果不一样。今天人们之间不再是阶级弟兄，他们现在头脑当中最强烈的认同意识是自己的“民族身份”，人们对自己自治区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的“民族理论”讲“中华民族”吗？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是相对比较淡薄的，而自此开始的民族理论教育、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宣传，都把56个“民族”这个群体身份高度凸现出来并政治化了，而随后实施的各种民族优惠政策、文革后“拨乱反正”时的“落实民族政策”，这些也都在潜移默化地不断强化中国各族民众内心的“民族”意识，也必然会削弱和淡化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
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应该是国家公民，而不应该是汉族、维吾尔族这个层次的“民族”。我们现在讲的平等权利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体权利，另一个是群体权利。我们当然也需要考虑群体权利的保障，但是归根结底，权利保障最终的目标其实还是个体间权利的平等。难道说到了每个个体都平等了以后，还存在着群体间的不平等吗？
中国民族问题的内容是完全参照苏联模式。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领导在民族问题上的提法才发生转变，因为这些领导人发现斯大林在骨子里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对外蒙古、新疆和东北有领土野心。新疆的“三区革命”是苏联直接策划和指挥，甚至直接派苏军参战才发展起来的。了解到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民族纲领，不再提联邦制，改为民族区域自治。但是建国后我们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每个国民都明确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建立了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设立民族院校，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这些做法和基本思路跟苏联走过的路大致相似。
解决民族问题需要一个“公民之梦”
马戎：现在有相当一批人的“民族”意识超越了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是一个认同意识上质的差别。出现这个质的差别，才是目前民族地区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种族矛盾一度非常激化，黑人在114个城市发起暴动，当时黑人精英分为两派：一派是激进的黑豹党，提出如果不让他们建立一个黑人的美国，就要毁灭白人的美国；另外一派是理性派，代表是马丁・路德・金博士，提出黑人要求的不应该是独立也不是要求任何优惠特权，同时坚决反对暴力，黑人要求的只是真正平等的公民待遇，希望过去奴隶的孩子跟奴隶主的孩子能够真正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这是面对现实的理性追求。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能够当选美国总统，他之所以能以高票当选美国总统绝不仅仅是因为黑人支持——黑人最多只有13%的选票——而是有大批白人选民的支持。至少这可以证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多数人现在认为肤色并不那么重要。
现在美国大街上如果一个黑人开车撞了一个白人，他们可以要求警察来处理，可以上法庭打官司解决，因为这只是两个公民之间的问题。而在今天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如果一个汉人撞了一个维吾尔族人，周围的人们很快就按照民族分为两个群体，各自支持本族的当事人，而没有人去问问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究竟是什么，应当如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去解决矛盾。
我觉得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思路很好，他追求的梦是一个平等相待的公民之梦。我认为我们要想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就需要这样一个公民之梦，而不是暴力之梦、民族分裂之梦或者宗教圣战之梦。我仔细听过奥巴马的几次演讲，奥巴马竞选没有强调黑人利益，强调的是全体美国公民的利益，所以才能获得全国多数人的选票。我们不能把奥巴马看成是美国黑人精英，他是黑皮肤的美国国家精英。
从“民族群体”转换为“公民个体”
马戎：现在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严峻的民族关系问题，当地少数民族民众也十分关心如何保障自己的各项权益。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觉得我们面前有两个解决思路：一个思路是强调“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加强少数民族和汉族双方的“民族”意识，从而形成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博弈。我觉得这是一条分裂中华民族的危险的思路。另一个思路强调少数民族关心的所有权益，其实都可以在合法的公民权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得到完满的解决。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大力宣传宪法、宣传公民权的具体内容，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界定各类具体事件（如宗教活动）的“合法”与“非法”，按照国家法律（而不是基层制定的“土政策”）来进行管理和处置。把各类具体矛盾和议题的涉及者、主体从“民族群体”转换为“公民个体”，政府不是保护汉人利益的“汉人政府”，而是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权力机构。
责任编辑/黄菊 图片编辑/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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