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炉山房

一场150年前的纵火为何会成为今天一个国家整体的疼痛记忆？那座中国皇帝的万园之园又如何从权力和艺术的中心变为残阳下的如烟荒草，进而成为树立在每个国人心中的耻辱图腾？10月18日，我们将再次面对那场150年前的大火，以及150年来被各种政治诉求肢解和遮掩的历史。

1860年10月18日，北京西郊。

27岁的爱新觉罗·奕䜣站在一座庙宇的台阶上，抬眼看着西北方向。那里“烟焰忽炽”，英国远征军正在焚毁圆明园。

这位帝国亲王事前收到了英国军队的一份照会，通知说将在这一天焚毁皇帝的私家园林圆明园。十天前，这座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万园之园”，被英法联军大肆抢掠。随后，大清政府送回了那些被僧格林沁抓住的英国人质，他们是几个满身伤痕的活人及一堆已无法辨认的尸体。“暴行”激怒了英国人，他们决心进行报复。英军统帅额尔金一度设想，要求大清政府在天津为死者建一座纪念碑，上面刻上英、法、中三种文字。当然，也有军官建议干脆捣毁紫禁城或整个北京，给中国人留下一个永久的教训。额尔金思前想后，据说是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的中国人民”，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焚毁圆明园这一中国皇帝的“私人财产”，以便精确打击“皇帝的傲慢和感情”。额尔金说：“军队到那里（圆明园）去，不是为了抢劫，而是要通过一个神圣的报复行动，记下我们对一项重大罪行所感到的憎恶与愤慨。”

这是一场没有敌手的战斗。英军第一步兵师出动了全部人马，那是5个团、143名军官、4372名士兵。他们封锁了进入圆明园的各个要道，防止中国军队可能发动的阻击行动。

北京被点燃了，历史也被点燃了……

另类劫匪

在圆明园的篝火狂欢中，也活跃着那些英法宣称不欲伤害的“中国人民”。

这场大火，令恭亲王奕䜣彻底放弃了追随皇兄“狩猎”承德的想法，他决心留下来，也只能留下来，以避免这些真敢放火的“英夷”、“法夷”们，毁坏整个都城。

数日后，一匹快马向热河方向飞驰，恭亲王向咸丰皇帝报告了“花园”被烧的消息：“夷人带有马步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烧毁。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臣等办理议抚，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祗因夷兵已阑入城，不得已顾全大局，未敢轻于进剿，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

已在病中的咸丰皇帝，朱批六个颤抖的大字：“览奏曷胜愤怒！”

“曷胜愤怒”的皇帝当下宣布：“僧格林沁、瑞麟统带重兵，节节退札，已属畏葸无能。此次夷人直犯圆明园，肆意焚抢，又不能驰往救护，实属咎无可辞。僧格林沁着革去爵职，仍留钦差大臣；瑞麟着即革职，均仍留军营，带兵堵剿，保护京城。”

皇帝在“曷胜愤怒”的同时，又严令僧格林沁加强圆明园的防守，不是为了对付洋人，而是为了对付土匪。上谕说：“海淀一带，土匪四起，清河地方，逃兵匪徒聚集多人，在彼抢掠，以致文报不通。着该大臣等迅速查孥惩办，是为至要！”因为，在抢掠圆明园的行列中，活跃着不少那些英法宣称不欲伤害的“中国人民”的身影。

根据著名的文士王闿运、徐树钧等人在十年后（1871年）的探访所得，英法联军到达圆明园之后，曾被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并且已经退去。而文丰“知奸民将起，环问守卫禁兵，无一在者，乃自索马还内，投福海死。”于是，“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因此，王闿运在其长诗《圆明园词》中，写下了“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的文句。

实际上，在清廷的官方文件中，也有一些“奸民”哄抢圆明园的记录。如留京“督防巡防”的步军统领瑞常上奏：“惟圆明园、三山各处，所有收存对象，被夷人搜取者固多，而土匪乘势抢掠，或委弃道途，被无知小民拾取，及误相买卖者，亦复不少。”这份11月10日的报告建议，为了避免激起民变，先不必挨家搜查，而是“勒限一个月，赴官呈缴，免其治罪。倘逾限不交，或被访闻，别经发现，仍照例加等治罪。”咸丰皇帝批示道：“知道了”。

在英、法的现场记载中，也能清晰地看出，参与抢掠和放火的，不止是两国的官兵，还有大量华人。

负责战利品管理与分发的法军上校保罗·瓦兰提道，“当地的强盗搞破坏非常严重”，不少“中国团伙”流入那座巨大的宫殿，凡是能抢的他们就抢，带不走的就毁掉，他们还有个习惯，用火把和草绳放火寻开心，趁火打劫。

法军翻译莫里斯·伊里松日后记载：10月7日下午，突然听到军号响，要调集一个武装连队，原来是海淀附近的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中国苦力，已经架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入圆明园大肆抢劫，并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从此之后，北京地摊上圆明园文物的交易热度，绝不亚于欧洲的拍卖场……

自强之始

这份题为《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的奏折，实际上成为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宣言书。

圆明园大火引发的“曷胜愤怒”，似乎并不持久。

一周后（10月24日），恭亲王入城，与英国签订了“城内之盟”。在签约过程中，恭亲王处处受辱。而次日，在与法国人的签约仪式中，恭亲王似乎被法国人刻意表现的“友好”“亲善”感动，气氛十分融洽。（参阅本报1月18日雪珥专栏《风啸紫禁城》）

在这两份城下之盟的签订中，一个无法考证的说法是，各方约定，中国应该获得圆明园的赔偿款20万两。这一说法，记载在十年后那位私下凭吊圆明园的徐树钧的文字中，却是孤证。而可以断定的是，在清代几乎所有的官方档案中，似乎从来没有记录圆明园的实际损失，西方的不少研究者据此推断，这是大清中央领导核心为了维护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而刻意回避和隐瞒了相关细节。

这一具有大清特色的“面子工程”，在将圆明园的损失列为敏感词及国家机密的同时，也迅速地促成了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与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条约签订之后，英法联军迅速撤出了北京，这令恭亲王等人大感意外，并对这些“夷人”的“信义”刮目相看。恭亲王在奏折中认为：“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这份题为《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的奏折，成为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宣言书。

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因此展开。

烧毁圆明园的英国人，自此成为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密友，中英关系进入了长达30年的合作期：英国“专家”重建了大清海关，并且在无官不贪、全民腐败的大清国，将海关建设成最为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英国军官成为大清政府军的顾问；英国议会甚至批准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舰出售给大清，以便镇压太平天国……

更令人惊诧的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巴麦尊勋爵，这位强硬主义者，以首相身份向英国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鲜明地提出大清国的稳定压倒一切，英国应当全力协助和扶持中国。他讲话完毕后，议员们全体起立欢呼。（参阅本报3月1日雪珥专栏《英国人的算盘》）

韬光养晦的大清国，赢得了一个长达近三十年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按照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说法：“这段间隙的和平时期，使清政府有机会为准备将来抵御列强而积蓄军事和财政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对维持国内秩序当然也是可贵的。”

烂尾工程

恭亲王的率先“报效”，与其说是为了“引蛇出洞”，不如说是乐观其成，目的是为了加快太后退隐、权力交接。

圆明园的萋萋荒草，在沉寂了14年之后，又一次频繁地成为大清中央文件的主题词。这次，却与外交毫无关系。

1873年，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决心重修圆明园，以便为两宫太后提供一个颐养天年的场所。对于此事，当世和后世的评论普遍认为是劳民伤财的腐败行为，而当政的恭亲王率先报效（捐献）2万两工程款，也被时人说成是“以期张扬此事，引起朝臣警觉”，是一种特殊的进谏方式。

当时，大清国刚刚度过十分严峻的危机：俄国和日本分别在西边的新疆和东边的琉球同时发难，导致大清国内部爆发了“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并最终确定了先派左宗棠收复新疆、再派李鸿章筹建海军的国防战略。在外患频仍、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将有限的财力用于修建楼堂馆所，显然是不可能获得当政诸臣赞赏的。

但同时，同治皇帝亲政，取消垂帘听政，让两宫太后淡出政治舞台，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调整。此时重修圆明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赎买。如果圆明园重修缓缓而行，对财政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而同治皇帝所宣布的，就是先修葺安佑宫，“余概毋庸兴修，以昭节省”。因此，恭亲王的率先“报效”，与其说是为了“引蛇出洞”，不如说是乐观其成，目的是为了加快太后退隐、权力交接。这种政治上的微妙考量，在若干年后光绪皇帝亲政时再度上演。光绪生父、执政的醇亲王奕譞也是顶着压力，支持儿子为慈禧太后兴建颐和园，为权力的移交涂抹润滑剂。

因此，在确定重修圆明园之后，御史沈淮、游百川等接连上书，请求收回成命，都没有成效，工程预备在顺利地推进，直到下一年（1874年），局势开始失控。

问题是由一名拼命想当官的木材商引起的。这位挂着“候补知府”头衔的广东嘉应人李光昭，宣称手中有上好的木材，愿意为重修圆明园“报效”，价值10万两。经内务府上奏后，同治皇帝很高兴，欣然同意。其实，这李光昭是个空手套白狼的家伙，他的计划是到四川等地山中伐木，市价10万两的木材，预计工本费3万两就可以搞定，然后就能获得“议叙”而加官进爵。显然，这变相的捐官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但是，此人到山区现场勘察后傻眼了，伐木出山的话，没三年根本不可能，而且工本费极其高昂。于是，他就改变了主意，到广州等地采购进口木材充数。

外商将货拉到了天津港，李光昭却无钱支付。久拖之下，外商便通过法国领事馆提出诉讼。这一涉外官司随即引起中央高度重视。追查后才发现，李光昭早有招摇撞骗的前科，而且还擅自用“圆明园李监督”的名义，“代大清皇帝”与外商立约，差点把“大清皇帝”摆上了被告席。这个脸丢大了，李光昭被判处死缓（“斩监候”），内务部的负责官员们则被“双开”。

圆明园的重修工程，到了这个地步，也就不能不停下来。

李光昭事件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烂尾楼”不断倒塌，圆明园又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根据文士徐树钧的记载，传言说，在圆明园被焚的前一年，咸丰皇帝在梦中见到一位白须老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咸丰在梦里给这位园神封了二品级别，次日还专门为他做了祭祀，“未一期而园毁，岂前定欤？”这种看似不羁的民间传言，给圆明园笼罩了神秘的宿命色彩。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无人看守的圆明园再度成为庶民的抢劫场和巨大的拆迁工地及伐木场，在为文物贩子们提供精品的同时，也为周边的农户提供着质量上乘的建筑材料和木材，每天“生产”的石材木料就有二三十车之多，而民营的“炭厂”也在其中开业，就地将木料加工成木炭，其创意程度丝毫不亚于半个世纪后的“大炼钢铁”。

“国家”诞生

陈独秀认为，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

除了极少数的西方摄影师及大清文人外，很少有人是出于金钱之外的目的，而到圆明园废墟来。圆明园的孤独在于它只是“皇帝家的花园”，大多数的国人并没有觉得这个花园的残败与否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在这座占地5200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中，当年仓促下手的英法联军，其实只抢走了一部分。废弛之后，无论是看守废墟的士兵、太监，还是外来的盗匪、游民，以及附近的民众，都把这里当做掘宝的好地方，甚至连这里的荒土也成了宝，“筛土贼”们能不时地从中发现文物，“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成了一条致富的捷径。

最早在史册上留下痕迹的凭吊者，是著名文士王闿运。1871年5月28日，刚刚回到京师的王闿运约了好友徐树钧等，凭吊圆明园、清漪园，在驻守参将廖承恩的帮助下，他们得以细细地入内察看。王闿运因此写出了名动一时的长诗《圆明园词》，第一次将圆明园与国运相连、并且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影响力”。

1890年，大清国派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日记中写下了其在巴黎东方博物院看到的圆明园玉玺：“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只是记录，没有任何感言。

1903年，梁启超在纽约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钟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数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颜”。

其实，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国”与“家”是不相干的，那种跑到圆明园，在废墟上长吁短叹，只是少数人的时尚。

民初著名思想家、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甲午之前的国人，最多只有华夷、满汉的界限。在甲午战争中，日军一项十分有效的“政战”武器，就是宣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自己打扮成吊民伐罪的“王师”。连英国外交官都惊奇地发现，天津水师学堂里的海军学员，居然私下为日军的胜利而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推翻满清的统治，光复汉家天下。在那“三千年大变局”的风雷激荡中，中国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身于看似极端荒谬的民族定位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同胞？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尽管大清国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下被打得落花流水，但在与英法拟订善后条款中，从咸丰皇帝到大臣们，对外国使节长住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更甚于圆明园的被劫与被焚。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这也正是圆明园被焚毁后，没有人真正从内心感觉酸痛一样。而只有当“小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国”，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才开始日渐正视圆明园的废墟。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 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库恩（Hans Kohn）指出：“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民族主义》）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 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人民权利, 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 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 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 共谋幸福, 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 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 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 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 内无以保民, 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 朝野同科, 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国耻力量

“罄竹难书的国耻，吾人正好拿来唤醒一般后起的民众，预先培养与强权奋斗的实力”……

尽管陈独秀呼吁的“国家要先可爱”很难做到，但已经醒悟过来的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们，纷纷将那些“国耻”转化为动员民众、凝聚力量的载体，乃至压制政敌的政治斗争工具。被西方学者们认为是了解中国近代史钥匙的“国耻教育”，成为新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武器。

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康、梁师徒联合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子弟寿富组建“知耻学会”，梁启超在《知耻学会序》称，外患日逼，民贵知耻，“特标此义，立会以号召天下。”国耻教育很快成为新兴学校的教育内容，历史的“资治通鉴”作用，也被赋予了“卫种族，长国威”，“长学识，雪国耻”及“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的新内涵。诸如《外患史》（1903）等教科书也出版面世，从交通、贸易、战争各方面详细描述“一败于英、再败于英法、三败于法、四败于日、五败于八国联军”的屈辱历史，“述吾国外交之失败”，“以激发国民之志气”。“罄竹难书的国耻，吾人正好拿来唤醒一般后起的民众，预先培养与强权奋斗的实力”。在此时的“国耻”中，圆明园这个皇家园林，并非重点，甚至罕有提及。

民国成立后，重塑民族“身份认同”就成为新政权的首要任务之一。1912年，刚满一周岁的民国宣布将10月10日武昌暴动日定为国庆节（暨“双十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法定国庆节。而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耻日”，则是1915年的5月9日。这一年日本公使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绝对保密。袁世凯一面同日本谈判，一面将条约内容泄露给欧美，最终，在国际压力下，日本做出了相当的让步，但依然在5月7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袁世凯政府坚持到5月9日深夜11点，才接受修改后的“二十一条”，这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浪潮。在教师组织倡议下，全国不少城市将5月9日自发定为“国耻日”，直到1927年，基本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宣布将此正式确定为全国国耻日。

或许尝到了“国耻”教育的甜头，第二年（1928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居然一口气发布了26个法定“国耻日”，除了12月份之外，月月有国耻，而以5月份为最多，多达七八个，极为不便。国民党则干脆将5月份定为“国耻月”，主题则是提高警惕应对“共产党的暴动及激进运动”。时人在《申报》上感慨，5月份真是中国的“霉”（May）月！

在大力推行“国耻日”，将“国耻”都一股脑儿记在被自己推翻的前政府账上，以便证明自己伟大的同时，国民党尴尬地发现，随着自己执政时期的延长，势禁形格下的“国耻”依然在不断地更新，而这些已经成为反对者们攻击自己的口实。于是，国民党在1940年宣布取消所有的国耻日纪念，理由很堂皇：“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更大的危机，其他“国耻日”与此相比，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是其它“国耻日”已经无法与七七事变这个最大的“国耻”相比肩，再利用国耻教育丑化前政府，或许将把石头砸在自己的脚上。自此，官方的国耻日淡出了中国政坛。

在这些“国耻日”的纪念中，从来都不缺乏“国耻搭台，xx唱戏”的戏码，除了执政者借此神化自己、妖魔化前竞争对手之外，甚至还有不少商家搭船出海，小小地发一把“国耻财”。与“国耻”纪念相配套的抵制日货（或美货）运动，也成为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烈消耗战，中国商家、劳工等，成为巨大成本的承受者。（参阅本报2010年10月11日D1~D3版“抵制日货的近代史”）

而“国耻日”日期的选择，永远是一种富含政治技巧的精密游戏，它既要结合国际大势，更要考虑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肯定的是，在民国时期琳琅满目的“国耻日”清单中，火烧圆明园从来就没有被选上过。

在被执政者们忽视的同时，圆明园却在民间日益受到重视。感时伤怀的文人们依然是先锋，1915年的浓烈反日气氛中，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圆明园游记中，“凄怆伤怀不能自已”的作者，不再为“一姓之兴亡”而哀，而是为“国势之不兢，国耻之不雪”而痛。

到了1931年，在日益逼近的民族危机面前，梁思成等人的“中国营造学社”联合北平图书馆，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一个“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展出了圆明园烫样模型三幅摄影、清乾隆铜版西洋楼水法图，“方御怡春”石额，以及文源阁石栏、安祐宫残瓦等拓片，从建筑（“营造”）技术及文化的角度回顾和凭吊。《北京画报》还特别出版“圆明园文献遗物展览专刊”，第一次提出了圆明园“在中国文化上、艺术上，影响綦大，吾人不当以普通帝王苑囿视之也。”这一轰动京华的展览，在民间撒下了凭吊圆明园的种子，“观者万人”，“回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痕迹，令人不胜惊叹自失。同时对于英法之番达主义蛮性的遗留表现，亦予吾人以绝大警惕与痛恨。”全面抗战爆发后，圆明园就不断地成为抗日传单的主题之一。

1949年之后，圆明园混同在其他有形和无形的废墟一起，成为记载着腐朽、没落的前统治者们及帝国主义罪证的教科书，被简略地包裹在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后阶级斗争”时代，这座充满了视觉冲击力的废墟，被挑选出来，不断放大，成为新形势下凝聚共识、力量的全新黏合剂。

雪珥. 国耻的图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0e8a770100lfk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