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忙得四脚朝天体无完肤，每天电话接到爆表，竟然连左耳朵也肿了！只好自嘲说是“破耳朵的故事”。好歹告一段落，下午刚想喘一口气，大boss一个邮件下来，剩下的几天全部占满……估计是我从事以来最忙的两周吧！

好在没有天天加班到半夜，任务虽多，明天来做，下班后无所事事之余重看了《坂上之云》。这次看的是弹字幕版本，各种神吐槽让人忍俊不禁，连严肃壮观的大海战场面也被冲淡不少……话说日本人拍历史剧就是严谨，小到衣服上的搭扣大到战列舰的细节无不体现着认认真真做事的原则，而且总体比较客观，相比而言国产抗日神剧的编导们都可以切腹自杀了。

看完后很想去日本一游啊。认识的日本人，除了以前在澳洲认识的留学生外，便是工作中碰到的几个油头滑脑的家伙……话说当年的日本兵给人的印象除了残暴外便是愚忠，中国人咬牙切齿的日本鬼子是也，不过如今的日本人除了一小部分军国死忠份子，绝大多数早已变得世故了吧。

今天读到一篇神奇的文章，讲到日本军队最大的异类——大阪第四师团。大阪人被日本人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看日本人黑大阪总觉得像是北京人黑河南、上海人黑硬盘、香港人黑大陆……扯远了，神文贴于此共享。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种种佚事。几乎都是没有根据的瞎侃，但有些人却当宝一样捡起来。日本军史作者东功专门写文反驳过第四师团很弱的说法称这是对大坂人的岐视，比如在西南战争中，第四镇台面对萨摩武士组成的叛军（萨摩从战国时代到二战都以出日本最顽强的步兵闻名）毫不示弱，因此在参战各师团中唯一受到天皇奖勉，再如在日俄战争的南山之战中，第四师团曾攻下第一师团无法攻克的阵地，再如以山地战见长，日本知名的“丹波之鬼”筱山步兵第70联队就是从第四师团改编出来的，再如太平洋战争中它的第8联队在攻克巴丹-科雷吉多尔之战中出了大力，得到了本间雅晴中将的通令表扬。伊藤桂一则在他的书中说：“不如该说大坂人是会用脑子战斗的军队，如果发现没有胜机他们就不会勉强从事，而是退回去寻找下一次胜机。”谷泽永一也说“到现在完全找不到能该实（嘲笑大坂兵）民谣的根据”。另外有的细节可能是中国文章的独创，如第四师团的参战会令中国军士气高涨的说法，根本找不到日文出处。

关幸辅说，第四师团的实际作战能力并不高。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编制。当时，日军大本营为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顿该师，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第四师师团长，但他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集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师团长的说法是：第四师团驻地太分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其实这又是捕风捉影，看诺门坎战史，就没有第二师团和第四师团什么事，被黑得够彻底。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拿破仑曾说过：“世上本没有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第四军团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有评：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不是一码事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四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直到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四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快捷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

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展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禁风呢？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幕府将军（当时天皇是将军手中的傀儡）。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跟将军与诸侯一样，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话说每次看到日本人严肃的样子，我们中国人总忍不住要笑出声音了，特别是那种把一点小事都当作天大事的一本正经和极其夸张的语音语调，让人忍俊不禁。这也是中国老是打不过日本却活得比日本人轻松自在的原因吧，当然，不能包括大阪人呵呵……

回到工作话题，这每天不完成工作就丢一旁回家的习惯貌似充分证明了我还是挺典型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