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觉得吧，这个理论我早就有了，更直接的说，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旧人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就被淘汰了。
广州越秀区常委、武装部部长方大国因“殴打空姐”昨天被宣布停职检查，这是舆论力量又一次清晰的展现。与一些官员被网络曝光腐败而倒台不同，方大国是因被曝光粗鲁行为而受到处理的罕见例子。对官员的这种高标准已在中国舆论中定型，官员们必须加快跟上，别无他路。
或许方大国和他的朋友会感到委屈，因为乘客与空乘人员发生冲突，通常情况下舆论支持空乘的概率并不高。但由于方大国是官员，舆论坚定地站在了空乘一方，私了和辩解都毫无空间。方大国如果是普通人，他的错误只需承担有限责任。但因为他是官员，舆论对他施以直至停职的“极刑”，是他在微博时代必有的“倒霉”。
在很多国人看来，官员们至今仍在享受“无限权力”，为此他们应当为社会的各种问题承担“无限责任”。互联网也在不断提高针对他们的道德标准。这些要求未必是充分合理的，但已是现实存在的，它们不仅严厉，而且不容商量。
由于好的行为习惯要从小培养，很多中国人都有在公共场所的不雅行为，不少官员在个人行为修养上并未有过专门训练，他们的私德水平与普通人无异，甚至有一些被周围人惯出来的毛病。如果互联网盯住他们，今后官员出洋相的情况很可能层出不穷。
美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进步主义时代”，盛行舆论对官员的“扒粪”，到处都是黑幕，今天的中国似乎来到了这样的时期。这也是可以把官员丑闻当成娱乐的特殊社会默契。
中国社会的廉洁基础仍很单薄，官员们的个人公共形象保持能力很弱，严究官员实际是中国社会道德重建运动的第一轮仓促努力。尽管它的潜在意义是多重的，但它对中国的珍贵显然是压倒性的。
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力长期过于集中、强势，自下而上的民间舆论力量开启了中国权力结构的真正多元化进程。它对公权力的自我改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迫力，它在根本改变官员们的注意力结构，他们再也不能只关注上方了，他们对民间的敬畏必须变得真诚。
当然会有很多这种改变的迟钝者，处罚再狠，中国的官场也不会迅速变得很干净。社会的要求和官员的实际表现将有复杂的摩擦过程，最终两者会逐渐接近，而不像今天这样相差得如此尖锐。
中国的舆论监督兜了个大圈子，现在却通过微博这个“混乱丛生”的地方得以真正开始。它让人欣喜，也带给我们巨大困惑和反思。为什么官方的监督机制在此之前一直浮皮潦草，硬不起来，以致要让全世界都不会跟舆论监督往一块联系的社交网站来管这个“闲事”。
越秀区区委宣传部为方大国背书是个败笔，它制造了“官官相护”的负面印象，对政府形象的损害不比方大国“殴打”带来的小。各地政府都应以此为殷鉴。今年以来的多地公共危机中，官方的舆论应对少有成功者，国家管理高层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何为舆论理性可以探讨，但舆论在政治上永远都是对的，这一点请各地官员们牢记。只要舆论对官员的道德追究有事实依据，该官员的仕途就可能塌陷。这几乎是舆论开放社会的铁律。这一点也请中国所有官员牢记。▲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普沙岭
9月4日的《环球时报》以“中国进入扒粪时代，方大国们必倒”为标题发表社论，强烈谴责方大国和为其背书的越秀区区委宣传部。文章称，美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进步主义时代”，盛行舆论对官员的“扒粪”，到处都是黑幕，今天的中国似乎来到了这样的时期。
文章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热情洋溢地宣告了“中国式扒粪时代”的到来。笔者理解这份激动，比起以往很多舆论监督“墙外空喊、不得入门”的尴尬，近期杨达才事件、方大国事件，不管如何一波三折，最终走向倒也可谓顺应了舆情。但扳倒(不见得真倒)一两个官员，就宣告“中国式扒粪时代的到来”，可能有点盲目乐观了。能成为一个时代潮流的“扒粪”，离不开几个大小前提。
所谓大前提，是对当下很多社会积弊需要“扒”出来曝晒、而不是捂着发霉的共同认识，是对“揭丑严惩——— 制度完善——— 秩序重建”基本逻辑的普遍认同。转型期的中国存在不少问题，食品安全、官员腐败、社会道德滑坡等，都深深灼痛着国人神经。有的人习惯用“形势整体大好”、问题只是“一个指头”之类的表述将其遮蔽。这种观念在一些权力部门那里非常顽固，一两个官员被监督只总结出“做官要低调”的经验，谈论“扒粪时代”是不是有点奢侈？
所谓小前提，是“进步主义运动”需要很多力量的协作、配合。其一，是记者、作家、知识分子以及热心公民能够无障碍地做“啄木鸟”，利用大量平台、从多个角度揭露丑陋面。以手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手段，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微博将这种表达推向高峰，但“注意力监督”的最大局限，是能推成“热点”的少，能持续的时间有限。
其二，是权力体系对于“扒粪”的热情呼应。这包括上级权力部门，对辖区问题真的能“眼里不揉沙子”，闻过则改，不包庇；还包括司法等部门的主动介入。“媒治”只是监督发力的一种手段，很多问题要回到“法治”平台上，需要必然的、经常性的化解。现在就整体而言，这个氛围还不够。
其三，是制度完善与秩序重建的努力，这是与民间“扒粪”热情实现良性互动的终极落点，也是社会信心大小的关键所在。分析美国百年前的社会进步运动，不是满足于“揪出一个个问题”的，而是“揪出一个问题、反思一个领域、拿出一套措施、重建一种秩序”的举一反三式努力。观照当下，食品领域问题迭出，监管漏洞被讨论了数次；裸官、腐败官、霸道官前赴后继；关于官员财产公开、三公经费公开受约束、事故追责等制度倡议也喊了多年。整体而言，或许痛感还不够强烈，对此形成的制度完善仍不给力。而没有这些“制度笼头”作保证，一揽子预防、根治，各种积弊就会前仆后继，极大地挑战公众的耐心与信心，这也是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一再呼吁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管怎么说，“扒粪”都是一个指向“进步”的概念，正视转型期的问题，才能揪出它、解决它，谁都应该乐见“扒粪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力地为这个社会输送进步的“正能量”，这是真正的利民利国，善莫大焉。任何阻碍它的力量，都会伴随狭隘私利的魅影。各司其职，各有其责，无障碍地挖出丑陋；权力部门又及时通过立法、严惩等手段作出呼应，互动当中产生逐步的改善，重建了基本的秩序……唯有充分建构起大小前提，我们才能欢呼一个“扒粪时代”的来临。
不管怎样，有人愿意免费扒粪总比各扫门前雪的要好，总体趋势是向着廉政方向迈进，即使步伐比较慢。总之，互联网这个开启民智唤醒民知又能上达视听的免费锦衣卫，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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